女性写作抗辩伦理及其问题反思.docVIP

女性写作抗辩伦理及其问题反思内容提要 因为男性传统的强大历史记忆，当代中国女性作家普遍是以“受害者”的哲学姿态书写女性深渊感受的，抗辩男性传统构成女性写作的重要心理动机。在现代价值意识和时代精神鼓舞下，当下的女性写作表现出激情式写作特点，带有明显的放纵、偏执、自恋等写作倾向。因抗辩意识过度强烈，作家们的“激情”并未升华到美学层次，而只停留在情绪层面。女性写作的抗辩式书写有其历史必然性与时代意义，然而如不能在自然－情感－社会－文化的综合中把握两性关系，不能在作家个体－女性经验－人类普遍意识的深刻对话中建立起女性表达的根据，女性文学很难有新的突破。 关键词 女性写作 抗辩意识 二元对立叙事 人类整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78-08 女性文学是当下中国的重要写作现象。虽说在理论上，近些年中国大陆的女性写作和理论批评，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性别理论和女权主义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并非是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兴盛的根本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性别文化与两性关系对中国作家（尤其女性作家）而言，本身就具有特殊的传统与现实意义。尽管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当下的女性写作缺乏对“本土经验”和思想资源的关注，但是，作家们的问题视域、价值取向，乃至创作中的写作情绪、矛盾困惑和情感纠葛，无不是由特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境遇所触发。 两性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包含两性间的自然关系（性、生育）、情感关系（爱、恨、情、仇）、社会关系（家庭、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婚恋观、性爱观、平权观等）。既有丰富的文学意义，亦有充分的思想与现实意义。社会的现代化、个体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家庭的稳定与和谐，都离不开健全和良性的两性关系的建立。因此，从伦理的角度，对近些年女性写作内里的问题作出盘点与反思，是很有必要的。况且，当下中国正处在艰难的文化重组过程中，既为女性写作提供肥沃的土壤，新文化精神的建构也需女性写作的积极参与，这都需要我们正视女性写作的成就与不足。 一、深渊体验与性别道德抗辩 当代中国的女性书写，作家们普遍存在着生存论意义上的“深渊”感受。这种感受既是历史地形成的，同时也与当下作家对历史记忆的过度迷执，和意识深处性别文化方面的“受难者”哲学密不可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纵式结构”特点，其要义即在于子嗣延续和家族传承。在这个纵式结构中，“父－子”关系是家庭的主轴，夫妻关系不过是服务于子嗣延续这一宏大命题的辅助手段。在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中，阿Q对吴妈的调戏，固然有白天摸了小尼姑的头皮而激发出自身的生命潜能和自然力量之故，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潜在的文化规训，同样是他调戏吴妈的重要动因。对于女性而言，“男尊女卑”的社会规定倒在其次，在两性关系方面，女性除了充当生殖工具之外，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意义何在，两性间的其他关系如何处理等，似乎历来就是中国思想的盲区。美国学者古德就中国社会来说，男女两性关系多是由家族制度引申而来，而家族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故而，由此而衍生的性别制度与性别文化，就拥有不可抗辩的宗教的威严力量；背谬这种威严，就会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性别文化，与西方在自然的基础上和社会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性别文化相比，无疑更具有不可忤逆的威严尺度，它给女性带来的戕害与恐惧，也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历史形成的女性的“深渊”生存状态，在五四启蒙运动时期，受到新文化的严峻挑战，不仅女性作家，在很多男性作家那里，传统的性别制度与性别文化同样构成罪感的符号。 女性写作的抗辩伦理及其问题反思 一边是创伤性的历史印记，一边是对于制造创伤体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的正义申讨，新时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的性别书写，都被先验地植入到一种性别对抗的叙事范畴之中，传统族权和男权中心主义的“他者”，构成作家道德反抗的主要目标。学者王绯说，“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罪孽，伸张长期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转引自张丽杰：《颠覆的纹络——解构男权文化的新时期女性文学》，《文艺评论》2004年第4期。这段话，既是对上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经验的总结，也是批评家王绯个人立场的一种表述。 女性作家们的深渊感受，使得她们的“他者”叙事，充满着道德抗辩的意味。在她们的归咎原则中，“深渊”的起源，即是传统的“他者”——“族权”与“夫权”。如此，“他者即地狱”，就构成女性书写的一个基本母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