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又开始“兴奋”了.docVIP

奥运会又开始“兴奋”了截至7月底，伦敦奥运会得到官方确认的兴奋剂违规案例已达3例。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出现了一个可怕场景：奥运村盥洗室里到处都是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随着科技的发展，兴奋剂药物的更新换代更快且愈发泛滥。彻底切除这一当代体育运动“毒瘤”，关键还是要除掉生成“毒瘤”的根。 无利不兴奋 冷战时期，兴奋剂得到迅猛发展。当时，东西方在各个领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竞争，体育竞技最为直截了当。影响深远的莫过于近年曝光的前东德运动员大规模使用禁药事件。 1968—1988年，只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在4届奥运会上赢得了多达519块奥运会奖牌，其中192块是金牌。据报道，这段时间，有上万名东德运动员参与了一项名为Komplex?08的计划，他们都服用了据称是维生素的一种蓝色药片，其实那是合成类固醇。 竞技体育中，高额奖金也是对职业运动员极大的诱惑，以至于不少人铤而走险。2006年7月，美国环法自行车冠军兰迪斯和百米飞人加特林先后被爆出服用类固醇药物。2010年10月，美国人心目中的偶像女飞人马里昂·琼斯承认在悉尼奥运会上使用了违禁的类固醇药物。 成功后所获得的商业利益，远比服用兴奋剂所需支付的成本要高。业内经常流传一句话：“检查出来的是兴奋剂，检查不出来的是高科技。”对商业利益的追逐刺激了许多国家的运动员，对高科技的迷信和逃脱兴奋剂检测的侥幸心理，使得兴奋剂很难销声匿迹。 兴奋剂的前世今生 兴奋剂，其实并不只是一般认为的药物，它泛指用来提高运动成绩的物质和方法，其历史实在悠久。 据今年4月出版的德国《时代周报》报道，公元前668年，跑步冠军Charmis用无花果干和湿奶酪制成的特殊食物增强体力。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奥运会上，有运动员通过制定特殊的饮食计划来激发体能。 16世纪的赛马比赛时，兴奋剂真正跟药物联系起来，当时的违规药物主要是给赛马吃的。19世纪，士的宁（增强骨骼肌的紧张度）、咖啡因、可卡因、酒精已在自行车比赛和其他耐力比赛中大规模使用。1886年，来自威尔士的自行车运动员Arthur Linton就因服用过量兴奋剂而丧命，留下了服药致死的首例文字记录。 二战前，兴奋剂主要是刺激剂，主要是对神经系统产生兴奋作用、消除疲劳感甚至产生攻击、战胜对手的欲望。这些刺激剂都具有成瘾性，过量摄入可致死。遗憾的是，当时的人们普遍将使用兴奋剂视作“科技”手段，甚至还争相推广借鉴。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现代奥运会上，Thomas J.Hicks就在比赛途中吃下了注射过士的宁和白兰地的生鸡蛋，从而获得了冠军。而代价是，当他冲过终点后即晕倒了，经过4名医生合力医治才使他苏醒过来。 二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兴奋剂主要是类固醇药物和阻滞剂。二战中，药剂师们学会了制造人工合成睾酮：同化类固醇。此类药物可迅速增加体重，增强肌肉力量，是在体育界滥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兴奋剂。 1941年，一匹名叫Holloway的美国赛马在接受睾酮疗法后跑赢了一场又一场比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拍摄的有关自行车运动的影像中，人们可以在车手脸上看到化学药物引起的亢奋表情。英国车手Tom Simpson在1967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中死于服用甲基安非他明（冰毒）。 阻滞剂的作用是帮助运动员降低比赛时情绪激动所引起的心率加快，提高稳定性。这类药物对射击、台球类等需要保持心态平稳的运动员诱惑极大。利尿剂则是促进尿液排出，促进服用其他兴奋剂后的代谢产物排出，从而躲过药检。利尿剂和其他掩蔽剂的目的，是为加快代谢和排尿，企图尽快排除代谢产物，躲避检查。 上世纪80年代后，肽类兴奋剂和血液回输技术使得兴奋剂突破了传统的食物药物界限。内源性肽类激素（如人体生长激素、胰岛素、促成红细胞生成素、促性腺素等），是通过刺激肾上腺皮质生长、红细胞生成等实现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由于这些内源性肽类激素本身可以由人体分泌，检测起来十分不易，也因此备受运动员青睐。据一位医药界人士介绍，促成红细胞生成素比较常见的品牌有罗氏的罗可曼。罗可曼是进口的注射剂，根据药品含量价位大概在250～750元/支。 血液回输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被广泛使用：提前抽取运动员的一部分血液，再将这部分血液在比赛时重新输回到运动员身体内，可以在关键时刻提升血液的血红蛋白数量，从而增加体内的含氧量。 兴奋剂大多来自普通药 如今，越来越多的兴奋剂来自于普通药物。 同化类固醇在医学上被用于治疗某些类型的难治性贫血，还可以治疗烧伤、营养不良等消耗性疾病。 激动剂，如葛兰素史克的万托林（沙丁胺醇）等属于支气管扩张剂，是当今临床上治疗哮喘的主力药物。但大剂量使用也能增加肌肉强度，起到和蛋白同化制剂完全相同的作用。最为人熟知的是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因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