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社会团结适当基础-佩迪特启示.docVIP

寻找社会团结适当基础:佩迪特启示摘要：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为实现社会团结而开出的药方对公民来说要么负担过轻、要么过重，佩迪特理论中的“公民参与”则在二者之间实现了某种平衡。参与不仅是实现“无支配自由”这一基本共同善的重要保证，也是其他一般性共同善的实现方式，如此既保证了自由主义的自主，又克服了社群主义一元共同善的压迫性特征。 关键词：参与 社会团结 共同善 佩迪特 众所周知，共同体的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基础，但对于这一基础的具体构成，不同的理论流派分歧很大。自由主义者认为使人们形成对一定正义原则的认同或者基于共同历史感和语言等的民族身份认同已经足够，但因其给个人的道德负担过轻而不能保证团结感和对合法性的认同。1社群主义者则主张“社会团结的基础必然是某种共享的生活方式。”但问题在于诉诸某种特定的共享目的不仅可能会造成对个人自主的侵犯，这种“共享目的”本身是否真实存在也是值得怀疑的。2笔者认为，新罗马共和主义者佩迪特理论中的“公民参与”为社会团结纽带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更为适当的理解。 一、重新认识“共同善” 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来看，一种社会团结的适当基础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效性——能确保团结结果的实现，二是非强制性——不能损害个人自主。佩迪特理论中的“参与”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两点。由于在他的观点中“参与”是服务于“共同善”的，所以首先需要对他的“共同善”观念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对于“共同善”的内涵，学者霍诺汉总结了四种不同的理解：一是“一个社会团体集体性的善”；二是“个人善的集合”；三是“个人善的条件的总体”；四是“对每个作为某个社会或团体的成员都有利的善”。3 第一种观点认为某个团体拥有一个单一的目的作为其共同的、唯一的善。这显然是一种社群主义式的理解，在其中共同善是一种“至善”，其确立与自主选择无关，而是作为共同体中与他人共享某种生活方式的人必须接受的。这种理解显然冲突于当今社会中人们多元化的生活选择，其遭致崇尚自主的自由主义者的反对在所难免；第二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理解，与前一种理解相反，其认为共同善依赖于个人的选择，其仅仅是个人利益的聚合。这里个人自主得以充分彰显，但问题在于如果自主是优先的，又如何能保证个人对共同善的信奉与追求，从而实现其作为团结纽带的作用呢？ 后两种观点则是新共和主义的理解。其中第三种理解对共同善的认识类似于罗尔斯所说的“基本善”——选择过任何一种好生活都必需的善，“工具论共和主义者”采取的是这种理解。4相较于前两种理解，这种共同善缓和了与自主之间的矛盾，甚至在二者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然而其也面临着与自由主义式的理解同样的问题：由于其更像是一种“共同关心的事务”而非共享的价值，所以其对个人选择没有很强的道德约束力，也就同样无法保证团结作用的发挥。因此其还需要第四种理解的补充，这是一种“主体间——实践”意义上的共同善，其认为共同善只能在与共同体中其他人的互动中才能实现，因此其在维护团结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而且其与追求个人性私利也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其认为个人的善包括纯粹个体性的善和作为团体成员与其他成员共享的善两个方面，所以共同善只是个人善的一个组成部分。5 在佩迪特的共同善观念中，这两种理解都有体现。首先，其将所谓“无支配的自由”视为一种过任何好生活都需要的基本善，同时也是一种共同善6；其次，其他一般性的共同善则是通过公民在公共理由导向下的共同协商而达成的。 二、以“参与”作为社会团结之基础的优势 那么佩迪特所谓的共同善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就引出了公民参与的重要作用。一般性共同善的确立无疑需要公民对公共协商的积极参与，而对“无支配的自由”这种作为基本善的共同善，更加需要参与的作用。因为支配是由于某个群体共同的脆弱性特征而产生的，所以无支配是不能被单独实现的，只有当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无支配的“共同意识”时，才算是从根本上消除了易受支配群体的脆弱性，从而真正实现了该群体的无支配。7具体到制度，佩迪特诉诸于一种“论辩式的民主”，相较于以往民主理论对“创制权”的重视，论辩式民主更加强调的是“修正权”。在这种理解下，人民不一定要每个决策都事必躬亲，但只要他们发现某项立法或决策与公认的、共同的利益相悖时，他们可以随时提出质疑，而代表或者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8佩迪特认为包括论辩式民主在内的“共和国”的制度设计与无支配自由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目的”的关系，而是一种构成性关系。9如同人体血液中的“抗体”与免疫力的关系一样，抗体的存在并没有导致（cause）免疫力，而是构成（constitute）了免疫力。10 那么为何说以佩迪特作为共同善之实现方式的“参与”观念作为社会团结的基础是适当的呢？下面笔者将通过与自由主义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