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docVIP

浅议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摘 要：张爱玲小说表现的生存场景往往是：“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他的小说中，此案或的生命在慢慢风干，生存的漫长岁月就像一把锯子慢慢拉来拉去，人们日日忍受着精神凌迟的痛苦，展示的是“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关键词：女性反叛；无父；边缘化；体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007-01 张爱玲是近代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她具有极高的文学功底和天分。张爱玲的小说中，爱与恨，幸福与悲哀，爱情与政治，冷静与激情，这类表现情感在对立中求取平衡的结构，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框架，也形成了一种情感张力，赋予了小说以想象和情感空间的无限可能性。 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无非两条出路： 其一是在沉重的男权压迫下变得麻木不仁，成为对男人百依百顺的“沉默的羔羊”。如对《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的比喻：“他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回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抑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形象地指出这类女性由于长期的奴役与压迫已经使得她们的自尊与个性消失殆尽，成为彻头彻尾的女奴。 其二是“怨女”，她们通过畸形和变态的方式来反抗与报复，最终走向了毁灭他人自我毁灭的可怕深渊，演变，发展成为心底歹毒的“恶妇”，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怨女》中的银娣，《沉香屑第一香炉》里的梁太太。 不论是“屏风上的鸟”还是“恶妇”，他们走过的都是一条自我异化之路。“屏风上的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物化，而“恶妇”们则随着环境的压榨和长期变态心理的折磨，也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人性，沦落成可怜的“恶物”。 从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种状态： 一、女性主体的边缘化 在女性文学批评当中，“寻找女性”或者是“构建女性传统”一直都是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当我们检视张爱玲的作品时，当我们去窥探张爱玲作品中关于女性的自我定位时，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种独有的典范。她为现代文学构建了女性意识乃至集体潜意识范本。她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疏离、丑怪、焦虑的面貌，进而我们可以推论出历史文化中的压抑和疯狂的女性主义问题。例如张爱玲在重写《金锁记》的时候写道：“上一代下一代中没有她的位置。”在《怨女》中投过银娣的身份，也表现出女性的危机感，在父亲与儿子，社会与家庭之间，也没有她的位置。这正是张爱玲从女性从属身份上的反思。 二、无父文本和女性家长体制的构建 当我们透过张爱玲的传记以及张爱玲的童年，以及她对父亲的地位以及仇恨，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在她的小说中有“无父”这样的主体。亦或是这是新时代女性意识的苏醒，或是张爱玲向男权文化的挑战。但是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在她小说中，男性不再是社会的主角，男性的作用对女性而言不再是至高无上。在《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老公和儿子恰巧是这样的例子。 当我们考察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主题主题以及颠覆意义时，发现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张爱玲小说承载着女性在现实中承受的现实，历史，文化经验。并在这基础上把被压抑的，被淡化的弱势女性凸显为时代的主体。第二，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地位都是出于从属的位置上，但她似乎对此不是很满意，同时又赋予女性某种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 三、情欲禁忌和贞操观念的反叛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男为尊，女为卑的文化体制，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意识的压抑一直鲜有改变。而在张爱玲的作品当中，基本上颠覆了父权文本模式。男性家长的主体性和权威性被排挤到叙事之外。男性角色的花天酒地，昏庸荒唐，表现为时代的“精神阉人”，进一步显示出张爱玲的颠覆式书写。《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花花公子乔琪，可是说是张爱玲小说中男人的典型，也可以说是精神残障方面的代表人物。一无是处，一无所能，到处留情，到处玩儿女人。当葛微龙的第一次献身给他的时候，他还没有走出大门，就被梁太太的另一个女儿所吸引。对葛微龙而言，张爱玲给她安排一个妻子的身份，出卖肉体，供丈夫去玩弄别人的女人。因此在这篇文章当中，葛微龙是张爱玲攻击父权的一颗棋子，一把利剑。一个一心追求学问的新女性，最后沦落到卖淫养夫的下场，显示了巨大的反讽意味。女性以自己仅有的身躯反击男性持家的能力和地位，进而讽刺了男性在社会中的权威地位。 在张爱玲塑造那么多女性形象中，到处都有她自己的影子和经历。她的童年，她的不幸，她的婚姻，以及她的才华和气质都投过文本向读者投射。在她那个年代当中，张爱玲总是在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书写自己想要表达的人物，每一个她都用心去经营，所以，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深受海峡两岸华人的欢迎。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