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及张季鸾新闻思想之比较.doc

梁启超及张季鸾新闻思想之比较摘 要：梁启超和张季鸾在中国报刊史上都以报刊政论著称，他们的新闻思想有如异同？差异从何而来？意义何在？本文试从两者的报刊实践及办刊言论中分析他们办报理念，认为两人在关于报刊的目的和功能、报人的资质与作为以及报刊的言论自由等方面的认识，都有着明显不同，甚至各自的言论风格也各树一帜。而梁启超、张季鸾两人不同的新闻思想，正代表着中国现代报刊发展的两条不同道路——政党报刊和民营报刊。两人差别迥异的新闻思想，又是由两人不同的人生理想与报刊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关键词：梁启超；张季鸾；新闻思想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128-03 一、引 言 梁启超是中国舆论的“执牛耳者”，终身致力于政治改良与国民思想启蒙；张季鸾则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一生坚持“文章报国”。两人在中国报刊史上都以报刊政论著称，从个人生活经历及新闻传播思想上看，相似之处不少。两人同生于十九世纪的末期，都经历了中国内忧外患，战事频仍的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动荡；两人自小都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同时又都在世纪之交东渡日本，接受了假道于日本的主张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洗礼；在报刊实践上，两人都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创办过同人报刊，都曾任主笔，以言论见长，是我国“文人论政”的典型。梁启超的办报二十七年，撰写文字1400万言[1]；而张季鸾纵笔报界也近三十年，共撰文不下3000篇[2]。两人也都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新闻思想：主张“言论报国”，但同时都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也都鼓吹并努力实践报刊和新闻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最终他们所持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救亡重于启蒙的形势下，“当民族救亡与新闻自由发生矛盾时，也都为中国的救亡和富强让了路。[3]” 二、梁启超和张季鸾新闻思想之比较 两位报界巨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个性魅力上讲，梁启超激情洋溢，而张季鸾温文儒雅；从思想发展上看，梁启超“流质易变”，张季鸾则坚定不移。而两人的新闻思想，也处处体现出不同。 （一）报刊的目的与功能 梁启超认为办报的目的在于开风气、益民智、通情况、助变法，因为在他看来，“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中国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在于国民思想的禁锢，而要想开禁，必先开民智，而报纸正是开明智的重要手段。因此，报刊是中国政治改良和国民思想改造的重要工具。办报纸就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各方面情况，开启新知，开拓新风气，以促进国家的政治改革。在梁启超看来，“报馆者，国家之耳目，国民之喉舌也”，其功能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所谓“监督”是对政府的行为的影响与监控，促使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而“向导”是对于民智没开的国民进行文化思想的教育，统一民众思想认识。因此，报刊的作用，既为民众提供新思想，也为国家发展提供舆论，是国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在此，报纸的政治功能被突现出来。 而张季鸾的理解，他并不否认报纸集纳思想、启迪民智以富国强民的作用，他同样也提出了“耳目喉舌”之说，但他所指的耳目喉舌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在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第一期的《本报启事》中，他指出该报的两大原则，一是完全公开，二是作人民真正的喉舌。在1935年12月12日《本报解除停邮处分》一文中说，张季鸾又一次指出：“报纸职责，兼人民耳目与喉舌之用。”所以，在张季鸾看来，报纸是社会的公共舆论机关，服务于公众利益。报纸应该关心政治，畅言国事，但它并不依附于政治或任何的党派。同时，报纸应该反映民众生活，为民众提供信息与帮助，“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4]成为民众的喉舌。因此，报纸首要的任务是为民众提供时事信息，帮助民众把握时局的变动。 梁启超心中的“民”是愚的，是需要教化的，因此报纸与公众的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报纸更多起到教育与组织的作用；而张季鸾心目中报纸与公众的关系是自下而上，他的“民”是报纸生存之本，是报刊服务的对象，报纸的作用更多的是服务。 （二）关于报人的资质与作为 梁启超认为，政府需要监督，而普通国民也仍处于愚味之中，因而报刊理应承担监督与引导之责，因此，报刊必须要由有识之士来办。所谓有识之士，就是那些“19世纪末从旧的士绅阶级分化出来，具有新意识形态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 [5]。这些人是社会的精英分子，能见常人之所不见，正确引导国民并形成健全舆论。因此，对于报人，梁启超更强调思想的厚度和知识的底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监督政府和引导国民。他认为我国报业发展之所以滞后的最首要病根在于报人的“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6]。在梁启超的心目中，一个真正的报人应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史家风格，秉着史家精神客观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并对此做抽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