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十七年电影”人文精神及其民族性.docVIP

略论“十七年电影”人文精神及其民族性[摘 要]“十七年电影”并非只是一个过时的政治标本。在其显著的政治话语形态之中，在其“英雄典型论”等原则之下，作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十七年电影”有其一定的文化价值。其在人物塑造上对吃苦耐劳、善良淳朴、热爱祖国等品质的推举及其对个人幸福和美的追求，所蕴含和表达出的和合互助、重信守义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是“十七年电影”深受当时电影观众喜爱的原因，这种富于民族性的人文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 [关键词] “十七年电影”；人文精神；民族性 一般来说，人们因“十七年电影”强调歌颂、忌讳讽刺，将它们看做“文革”十年电影的先声。确实，“十七年电影”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强大的政治话语交融在一起，其“题材决定论”“英雄典型论”等原则早已是明日黄花。但是，“十七年电影”并非只是一个过时的政治标本。不仅当时的观众对这些影片保留了相当美好的文化记忆，今天娱乐界仍不乏老歌翻唱、经典重拍，显然，“十七年电影”的价值并不能因其政治因素而简单地加以否定。“十七年电影”其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们在贫瘠的文化荒原中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同时其人文精神又具备鲜明的民族性。下面本文试从两个方面来略论“十七年电影”的人文精神及其民族性。 传统文化对革命理想的融合 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与西方文化之理性和信仰的分离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通过内心自觉地修持，即可在“人伦日用”之中领悟“理”的价值。“如果说中国文化具有人文精神，这便是一种具体表现。”[1]7-8从孔子到宋明理学，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自我和世界的理论总结，并不能简单地以封建糟粕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与理性精神已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余英时先生认为：“现代化之不能等同于西化是非常明显的事实。”[1]3依照他的理解，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原不相干的实体，尤其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现代生活”即是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具体转变。[1]4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是一个重要事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文化命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人本身，“修齐治平”“为生民立命”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也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一。在“十七年电影”鲜明的革命意识形态下，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髓，或者说“十七年电影”相当一部分程度上用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融合了革命理想的目标，这正是它深受当时电影观众喜爱的原因。 “白云环绕着祁连山，鲜花开放在青海的草原，草原上有肥壮的牛羊，深山里有无尽的宝藏，哪怕重重的高山无边的草原,哪怕湍湍的河水道路艰难。我们骄傲地高举着队旗，勇敢地走向生活，为了寻找地下的宝藏，把青春献给祖国！ 河水快乐地流向远方，心中怀恋着我的姑娘，你默默无言的等待，我牢牢地记在心上，你那美丽的眼睛闪耀着光芒，它使我更加坚强地走向战场。我们骄傲地高举着队旗，勇敢地走向生活，为了寻找地下的宝藏，把青春献给祖国！” 这是电影《深山探宝》的主题歌《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歌词。钱钟书认为“女子伤春”和“男子悲秋”同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典型的抒情模式。女子伤春，是悲伤青春易逝、爱情不得美满；男子悲秋，则在此之外还蕴涵怀才不遇、生命不得实现其价值的忧愤。爱情和事业，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追求，在上述所引的歌词中，恰好从这两个方面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给予了乐观的回答，同时饱含对祖国的热爱，而这基本是“十七年电影”的总体精神风貌。其具体表现有很多方面，择其要而言之。 （一）集体主义和爱国情怀 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自古有之：“中国地居温带；为文明所自起之黄河流域，在世界文明发源地中，又颇近于寒瘠；其民非力作则无以自存。故其所殚心者，在如何合群力作，以维其生；以求养生送死之无憾而已。”[2]17“十七年电影”中为了集体和祖国牺牲个人幸福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电影《东进序曲》的插曲《新四军军歌》中的一句“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对革命理想之融合的代表。 （二）对待战争（和敌人）的态度 朱东润先生曾论述过我们民族对战争的态度：“通诗三百五篇读之，未尝有以战争为乐者。……盖吾国对于战争，大抵以仅能自全为止……”[3]110在“十七年电影”中我军民针对战争和敌人所持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即是对这一民族文化特点的现代阐释。“三战”（《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中对这一点的表现尤为充分，洋溢整个电影中的必胜意志和乐观信心都是建立在反侵略、反分裂战争的正义基础之上的。“十七年电影”战争片中对败寇的先礼后兵、对俘虏的优待等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之人文精神的表现。 （三）重义守信 这在“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