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 ——汉语是源于时的考察.doc

　　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 ——汉语“是”源于“时”的考察 目前，我国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困惑是：怎样用汉语来对译这个概念？是译作“是”、还是“有”或“在”？这是因为西语to be具有多种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意义分别是形而上学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本在、在者、存在。[2]而我们之所以产生翻译的困惑，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汉语“是”还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我国哲学界还不曾发问过：汉语系词“是”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词源如何？它与汉民族的原初形而上学存在观念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确定汉语系词本身的性质，而且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原初存在观念，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汉语“是”与“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恰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对“存在”的考察结果一样，汉民族最初对存在的领悟也是与时间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 如上所说，西语系词to be同时含有形而上学的三个核心范畴本在、存在、在者的意义。我们尚未清楚意识到的是，我们之所以可用“是”来对译to be，是因为汉语“是”本身具有与之大致相应的语义语法功能。 现代 汉语语法意义上的判断词“是”，在古代汉语中曾将中华民族形而上学的三个基本观念本在、存在、在者包容于一身。[3]但是，如果我们粗浅地打量一下汉民族“是”概念产生的 历史 ，就会感到它似乎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文明有些不相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还没有“是”字，“是”大约是在周代初期才出现的。从哲学角度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民族自产生之日起，就必定有自己的存在观念，这个原初的存在观念必定成为这一民族文化的根源；反映这一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必定是一个最古老、最基本的词，它不会象一般词汇那样随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倐忽生灭，而会象古希腊语的einai[4]一样，虽然可以有不同形态，可以有变化发展，但永远是这个语言不可或离的基本词。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汉语中这般性质的“是”怎么会是一个后起词呢？ 这里，我们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汉字”跟“汉语”的区别和关联。汉字是非常独特的文字，由于它的表意性，我们可以通过字形来了解其字义。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是做的这种工作。这虽然很容易误导人，使我们把文字与语言混淆起来，而忘记了语言的形式不是文字，而是语音；但另一方面，汉字的形旁却又实实在在地向我们隐隐透露着汉语的原初秘密。如果我们一方面摈除文字符号的干扰，透过语音直接把握语言符号的实质，另一方面也顺着汉字形旁透露的信息进行探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秘密： 汉语“是”作为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确实是汉民族最古老的观念；“是”作为一个词，也并非后起词，而是一个最原始的词，只不过它最早的文字符号为“时”，而不是“是”。“是”虽不见于甲骨文，“时”却是甲骨文就有的文字，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弄清“是”与“时”的原始关联。考察如下： 从字形上考察，“时”与“是”是相通的。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时”字：“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峕，古文‘时’，从之、日。”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说“时”字：“此[5]与许书古文合。汉《无极山碑》‘时’亦作‘峕’，尚存古文遗意。”同时，《说文》还说“是”字“从日、正”，即“时”和“是”均从“日”，表明这两个词的意义都与“日”有关系，因而与时间观念有关。 从音韵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根据词源学原则，如果两个字在语音、语义上都相通，那么它们就可能是同源词。“时”上古属禅母、之部，“是”上古属禅母、支部，这就是说它们声母“禅母”相同，韵母“之”“支”非常接近。这是古音学上公认的“一声之转”当中的“旁转”现象，表明它们可能是同源词。 通过以上考察，“是”与“时”的联系已初步显露出来。但这些毕竟还只是阐释学的考察。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提出 文献 学的确凿证据。 二 语言学界都非常清楚，“是”的意义系统历来极为复杂，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迷雾重重。虽然如此，但它的基本意义和用法还是很清楚的。这里，我们先从《诗经》中“是”的用法进行讨论，因为它是公认可靠的最早的文献之一，而且对它的研究相对也较成熟。《诗经》中的“是”还没有今天的系词用法，它的主要义项有：（1）形容词，正确，与“非”相对。如《魏风·园有桃》：“彼人是哉？子曰何其。”（2）近指代词，这、这个、这样、此。如《小雅·巷伯》：“凄兮斐兮，成是贝锦。”（3）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如《大雅·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根据向熹先生《诗经词典》[6]中的统计，“是”作“正确”讲的有2处，作代词“这”讲的有60处，作复指前置宾语代词讲的有32处。这个统计反映着整个上古“是”的主要特点：主要作指示代词，也作形容词“正确”，动词“认为……正确”等讲。 在早于《诗经》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