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史学的发展方向.doc

　　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史学的发展方向 然而，先秦以来，每个时期都有其古史学。“古”具体是指哪个时期的古史学呢？固然，“疑古”的传统可以追之久远。早在战国中期，孟子就已经发出“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东汉的王充作《书虚》、《语增》、《艺增》、《问孔》、《非韩》、《刺孟》诸篇，对群经、诸子所载上古史事多有责难。至唐代，刘知几干脆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疑古》、《惑经》，其予头直指《尚书》、《春秋》、孔子。不过，这些“疑古”都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今天所说的“疑古”有其特殊含义。在北宋以前，虽然“疑古”的事例不绝于史，但毕竟没有形成一股思潮，而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正是作为思潮的“疑古”。这种作为思潮的“疑古”肇始于北宋庆历年间，因而，庆历之后的古史学 自然 不能称作“古”。换言之，“古”者，庆历以前之传统古史学也。 　 传统古史学之建立 依上所述，既然所“疑”所“信”的是庆历以前之传统古史学，那么就需要对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中国古史学可谓命途多舛，由于种种原因曾多次遭到致命的破坏，但历代学者又都想方设法进行重建。春秋以前，有关三代历史的记述，主要保存在《诗》、《书》、《礼》、《乐》等典籍之中。但随着周王朝的日益衰微，到孔子之世，《礼》、《乐》荒废，《诗》、《书》也多散失。孔子对此深感痛惜，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阐发《周易》，著述《春秋》。经孔子整理的六经，成为先秦古史学的典范。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史重建活动。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古史重建活动是西汉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秦火之后，历史典籍丧失殆尽，古史学又有中断的危险。好在汉初废除“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于是涌现出大量先秦典籍。这些典籍有的来自民间冒险收藏，有的来自学者口传，也有一批来自秦代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历史学家正是利用这些文献对先秦历史进行重建的。大致地说，西汉学者重建古史学的途径有以下数端：一是口述古典，如伏生口述《尚书》；二是隶定古文，如孔安国等学者将古文经转写为今文经；三是考证编写古史，如司马迁撰写《史记》；四是校订古籍，如《汉志》所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五是文献类编，如大小戴编《礼记》；六是杂记旧闻，如刘向撰《说苑》、《新序》等等。这套古史学，一直为汉魏隋唐时期的学者所遵信。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学者都是信古派。这个时期学术界的主流，就是对西汉传下来的典籍，尤其是对儒家经书进行 　　 “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的重建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古史重建工作几乎与《古史辨》派的兴起同时起步。1917年，王国维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使古书中许多被疑古派视为子虚乌有的记载重新得到证实，开始了古史重建工作。其后，他又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其后古史重建工作的基本原则。 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大量考古资料出土。尤其是七十年代临沂银雀山汉简、定县八角廊汉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而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战国楚简和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更把古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至今方兴未艾。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在不同程度上证伪疑古派的观点，同时也促使古史重建工作一步步走向深入、扎实。肇始于20世纪初叶的这种利用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传统古史学重新判断的工作，正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三次重要的古史重建活动。如果说前两次古史重建是古史学因传统文献缺失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修复、整理和阐释传统文献，那么第三次是古史学因传统文献被怀疑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文献的可靠性，并在同时纠正和补充一些传统观点，进一步完善古史系统。就第三次古史重建的历史过程而言，我以为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标志着这股学术思潮的确立，而几年前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主流的疑古思潮已经成为历史。 “释古”及其他 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上述王国维先生对传统古史学以及“信古”、“疑古”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唐宋之际以前的古史学基本上是可靠的，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套古史学当然也有错误和其他缺陷，甚至所传的古书中也有个别的伪书。因此，全盘相信传统古史学固然是不对的，而根据个别的“伪史”现象去否定整个传统古史学更是错误的。尽管疑古思潮澄清了不少问题，但与此同时却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近代疑古派试图全面推翻传统古史学，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错误的。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