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探讨——以超大模式为例.doc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探讨——以“超大模式”为例 　　 　　农业产业化作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其主要经营模式有“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和“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作为福建省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超大 现代 农业集团提出了一种新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即“公司基地一体化，农民工人化”。 　　对于这种模式，有人认为其对于引导国内外工商企业投资农业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土地“流转”到那些龙头企业，如果公司经营不善或是遭遇其他市场风险，谁来保护“农业工人”的利益。当然，超大这种崭新的经营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不容抹煞，但是农业产业化是否一定要把土地交给龙头企业，“超大模式”是否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超大模式”，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关于“超大模式”的特征分析 　　“超大模式”的核心是实现“公司基地一体化，农民工人化”。其具体做法是：公司基地建设所需土地，由地方政府作为中介向农民租赁，租赁期一般与农民承包期相一致。通过土地有偿租赁的形式把农民的耕地经营权租赁给公司，这样基地相当于一个车间，农民相当于这个车间的工人。农民除了定期向“超大”收取租金外，还当起了超大产业的“产业工人”，不仅有效解决了结构调整中缺资金、缺技术、缺信息的困难，还避免了 自然 灾害风险、自主经营的市场风险及生产上的技术风险。 　　 　　二、“超大模式”的效率评价 　　“超大模式”的实质是资金或技术所有者依赖土地经营权来实现三种要素的组合，它改变了土地经营主体，并且使土地的集中程度提高，具有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特征。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这种模式对改变农业的经营方式，迅速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有明显的作用，但是更进一步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来分析，我们不难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微观层面：企业内部存在过高的代理成本 　　“超大模式”实际上就是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而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内部存在过高的代理成本。在农业生产中，劳动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者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机会主义和偷懒的动机，因此农业产业中的劳动与其他 经济 活动中的劳动一样，劳动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投入，劳动的实际供给才是一个有效的投入。而在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的最终成果缺乏之间联系的情况下，劳动的实际供给显然取决于劳动监督的有效性。然而，农业经营的分散性增加了劳动监督的困难。与集中的 工业 生产不同，农业生产散布于广阔的空间。因此农业生产受时空的影响，劳动监督极为不便。土地经营规模越大，所使用的劳动力越多，经营者与直接劳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就越远，有效地组织劳动者并激励其努力劳动的难度也就越大。因此，随着企业投入精力的增多，劳动监督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 　　（二）宏观层面： 　　1．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据了解，很多农户与超大集团都没有签定过正式的书面合同，有关基本工资与效益工资的确定、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的安排都是口头承诺的。农户们的真正意愿没有得到反映，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公司于农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二是公司与农户存在力量不对等的问题。正由于这两方面的客观差异存在，使得农户在与公司的谈判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公司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公司可以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不与农户发生契约关系。由此农户便无法参与企业运作模式各方面的商讨中，使得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2．缺乏有效的劳动计量，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对任何经济活动来说，劳动者之所以有工作的积极性，是因为其每一份边际努力都能得到一份边际报酬。如果缺乏有效的劳动计量，就无法真正实现按劳付酬，劳动激励的作用势必大大减弱。在家庭经营模式中，由于每一个农户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的收入基本是该农户投入劳动的成果。劳动越多，劳动质量越高，农户所得就越多。农户的每一份边际努力都得到了一份边际报酬，并且闲暇与偷懒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为劳动者的私人成本，从而产生最大的刺激激励。而“超大模式”的扩散有可能肢解许多家庭经营的农户。当这些农户作为 农村 社会经济的细胞，不再发挥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功能时，农业的生产效率将受到重大影响。 　　3．存在逐渐瓦解家庭经营制度的隐忧。土地集中规模经营虽然显露出一些优势，但公司凭借资本、信息和技术优势抢占农村土地。公司进入农村经营土地，虽然在名义上他们获得的仍然是土地的使用权，但由于价格低、面积大、期限长，他们事实上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真正主宰。原土地上的主人变成了新土地主（公司）的雇工或“佃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冲击了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事实上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国家对公司进入农村经营土地都有较严格的限制，如美国很多州都制定了限制公司从事农业活动的立法。 　　“超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