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小传-peacefulmind.pptV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学大师钱穆小传 摄影：李常生 文：李常生、维基百科 leechangsheng@.tw 常生小语 去年(2009)，我有机会至无锡荡口镇研究钱穆大师小时居住的地方，也是念小学的地方。荡口镇为水乡古镇，地方政府有意开发观光旅游，只是钱穆大师所居之屋简陋破损，我有意在发展观光旅游时将钱穆在台北东吴大学的故居原样在荡口镇重建一座，但地方政府碍于政治问题，无意扬”钱”，仅准备低调处理。 钱穆大师在台北东吴大学的故居，我去过几次，得见大师居所，再研读几部大师著作，深感自身渺小。钱穆先生自幼苦读，精研国学，一生从事教育。一九四九年后来台湾的学者中，比较有名望的就应该是胡适、钱穆、林语堂、傅斯年先生了。 钱穆居住于此故居时至94岁时，陈水扁市长要赶他出去，钱穆先生于96岁6月搬出，8月过逝，也是政治问题，害的钱穆先生临终迁移，郁郁而终。 李常生 台北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 1949年4月，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南下广州。10月，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1]。不久，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2]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钱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67年10月，钱穆应总统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1990年6月1日，钱穆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中华民国前总统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钱穆先生幼时居住无锡荡口镇的故居 学术 钱穆没受过正规教育，他的治学理念受吕思勉影响甚深。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封建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氏以后却又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后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当时再无学者为康文辩。 钱穆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观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但不是君主专制，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钱着〈中国传统政治〉商榷》，以三十万言，对《中国传统政治》一书逐条批驳。徐复观《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钱穆的徒弟余英时称他「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也常有些即兴的发挥。他认为西方人写历史，重事不重人，犹如《尚书》的体裁：「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又说「马克思《资本论》讲资本家如何赚钱，这是马克思天天看报、调查得出来的，其实中国人一句简单的话早就讲明白了，这就是『为富不仁』」。 钱穆先生幼时居住无锡荡口镇的故居 钱穆与胡适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喜治干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