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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当代价值 孝文化；历史变迁；当代价值。 “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 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 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一、中国孝文化的历史变迁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 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 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即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 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 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 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 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 《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 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 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 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 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 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