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网络问政现象的再思考.doc

　　广东“网络问政”现象的再思考 　　2008年至今，一场“网络问政”风暴席卷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纷纷上网与公民对话，利用互联网倾听最真实、最迅捷的民意表达。在这场风暴中，广东地方政府的表现令人注目，从2008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与网友的珠岛宾馆座谈到2010年7月汪洋现场听取网民代表意见并在线回答网民问题，广东“网络问政”的深度和持续度在全国名列前茅。如何理解“网络问政”这一当代中国新兴的政治沟通现象，在批判地呈现了前人阐释互联网政治沟通现象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作出自己的解读。 　　“公共领域”的中国场景：西方范式影响下中国互联网政治沟通的理论镜像 　　自互联网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人类的重要沟通工具之一以来，互联网与政治沟通的关联就成了西方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热门话题。许多西方学者讨论互联网政治沟通的范式承袭了检讨“新”媒体与“公共领域”之间关联的传统。自哈贝马斯（Habermas）描绘了一幅介于公共权威与私人领域之间、能催生理性讨论以求得社会共识的“公共领域”的美好蓝图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关于新媒体的政治内涵的讨论便被嵌入到“公共领域”的背景之中，“对公共领域的讨论依着报纸、广播、电视到网际网路等各类沟通器械……每当一个媒体因‘使用不当’失去公共涵意时，新的媒体便被赋予担任公共领域的重大责任”①。一部分学者期待沟通更便捷、参与成本更低、互动性更强的互联网能促进政治沟通主体的多元化，为实现真正的“公共领域”创造可能，“互联网既是一种传播方式，也是一种彻底改变民主进程的工具。这种媒体的互动性鼓励更多的公民参与公众舆论表达、政府治理和决策”②。更多的学者则趋于理性，认为互联网上的政治沟通整体上趋向于碎片化、无焦点和零散化，对“公共领域”的作用有限，至多只是促成了囿于小圈子讨论的“迷你公共领域”（Mini-public Sphere）而已③。 　　在西方范式影响下，许多剖析当代中国互联网政治沟通现象的文献也将“公共领域”作为主要理论资源④；它们大都聚焦互联网对中国公民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自发意见表达的推动作用，而对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政治沟通则甚少讨论或评价不高。关于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有学者将中国的网络论坛视为“凭借新的在线对话媒介沟通的零乱的公共空间”⑤，还有学者用公共领域理论剖析中国报纸网站BBS上的讨论，认为“中国网络空间里的政治公共领域尚在发育，讨论质量已臻一定水平，但若用对话复杂性及异见呈现度衡量则远未成熟”⑥。至于互联网“公共领域”与中国政治转型的关联，人们的看法见仁见智。郑永年等对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之于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评价甚高，“通过由赛伯（cyber）公共领域促进的社会互动和身份政治，互联网促进了集体行动”⑦，麦康勉（McCormick）等则从反面指出政治转型是中国互联网公共领域变迁的前提，“关键问题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变迁。接踵而来的新媒体技术欢迎一个集中性和政治性较弱、商业性更强的体制结构”⑧。哈特福德（Hartford）的论文是笔者视野里为数不多的论及当代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联网政治沟通的文献，对网上市长信箱等沟通形式持保留态度，“它们对改善官僚-行政运作更有效，而非促进迈向公民社会的参与式民主”⑨。 　　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政治沟通实践：历史视野下的广东“网络问政” 　　当代广东的“网络问政”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网络问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广东“网络问政”主要平台奥一网编辑蓝云回忆，广东“网络问政”的第一推动力源自2007年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出的解放思想号召；该网站旋即推出了题为“捎给汪洋书记的话”专题，得到热烈响应，日发帖量在500条以上⑩。在问政议程设置上，奥一网围绕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从2010年5月起先后举办了五场线上和线下同时开讲的群众论坛，涉及交通、文化、教育、住房保障等市民关心的重大话题。为将“网络问政”制度化，广东省委办公厅已召开了四次网民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设定了相关职能部门反馈时限、定期公布处理结果等措施，主要涉及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医疗保障、综合治理、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等问题。 　　另一方面，网民的政治沟通热情在“网络问政”中被充分激发。奥一网上设置了给广东省市各级干部留言的板块，到2010年9月15日，网友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留言已达74580条，给广东省长黄华华的留言也在万条以上。2008年2月，十名在广东“网络问政”活动中见解独到的网民精英关于广东发展的长篇帖子被汇编成“岭南十拍”并结集出版，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在2008年4月17日与汪洋和黄华华亲自对话的机会。 　　若我们沿用上述西方讨论互联网政治沟通的惯常范式，在“公共领域”视野里看待当代广东“网络问政”实践，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