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科学主义的困境——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doc

　　法学“科学主义”的困境——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 可以指出，中国法学中的科学式努力，在过去的20年间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其一，在一类意识形态的宏观指引下，将法学知识变为一般指引（指意识形态）与个别研究关系中的具体个别研究。在此，法学知识所以称作科学知识，除了意识形态内容宏观普遍指引之外，主要在于具体个别研究的实证分析运作。[4]第二类向度，是希望摆脱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指引，试图直面社会中存在的各类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一词在此用来指称诸如法律制度、法律条文文字、法律活动、法律言说等等广义的法律文本），将法学知识视为有关社会法律实践的一类不被有色眼镜过滤的精确图解，并且，使法学知识成为客观的、中立的。这里，法学知识所以称作科学知识，仅仅在于其本身的观察、论述以及分析的客观中立。[5] 在不同向度上展开的这样两类科学式努力之间，可以发现，既存在着区别，也存在着相同。区别，是就对某类意识形态内容产生一般性影响的态度而言，应该说，这已日益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相同，是就两者都以为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这一广义文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拥有科学资格而言，[6]相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后文，我将不讨论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一般性指引问题。这一问题，与本文论述的主旨关系不大。我将深入研讨两类科学式努力的相同之处，即一种相信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可以获得法律科学知识的观念。[7] 本文尝试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8]分析法学科学性观念的理论困境。通过全文的阐述，我将论证一个观点：具有普遍意义的所谓科学的法学知识是难以存在的，法学知识不可能成为法律现象的精确图解（即使是近似），法学知识正如法律现象本身一样，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其可以而且只能、甚至应该成为社会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无法独立自身。不过，我需要事先申明：法学知识无法成为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即便不是老生常谈，也是老调重弹。[9]但是，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应该是极为鲜见的。而且，我的观点暗示了，在法学知识无法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和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逻辑通道。前者论说的纵深推进（当然是方向之一），就是后者言述的自然浮现。我将提供一种可能是较为独特的论证进路以说明这点。这一论证进路的根本要点（集中在本文第二部分），在于将法律实践中法律一词以及其他诸如宪法、刑法、民法……等词汇的探讨性使用（后文对此将作详细解释）凸现出来，并经此，而且以此为根基，将法学知识谱系和实践中法律知识[10]谱系置于同一平台，使两者在重要意义上呈现为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11]同时，我将某些其他论证要点（相对而言不是根本性的）最终嫁接于这一根本要点，从而，在另外方面，展现渐次深入的论说层次。我还需事先申明：因为科学一词的使用在人们通称的社会科学中已成惯例，而且，科学语汇使用以及科学意识形态运作的成效，在除法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12]是本人现有知识和分析能力所不能把握的，所以，本文的论证，将仅仅限于法学与法律的语境。我相信，社会科学各科之间可能存在着共性。但是，我的确认为，而且将要深入阐述，法学知识的独特根基与秉性，极为可能使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无法分享科学这一荣誉（除非对科学一词作出另外的界定说明，比如仅仅进行精湛的理论分析就是科学的）。我无意攻击社会科学学术中科学一词的有益使用，我的目的，仅仅在于瓦解法学语境中的科学主义。[13] 当然，在分析论证科学式法学知识观念的困境之后，我将进一步指出，法学知识的道路究竟是怎样的，其真正作用究竟何在，以及抛弃法学科学主义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法律实践的积极意义。 一 就今日人们较为普遍接受的法学范式（paradigm）而言，法学知识，可以分为历时法学和共时法学。历时法学，是针对我们称为研究过去时序中存在的法律现象的学术运作而言的。共时法学，通常来说，是针对我们称为研究任何时序（主要是当下）中存在的所有法律现象及其共性的学术运作而言的。历时法学，在我看来，一般表现在诸如法律史、历史法律现象个案分析之类的学科言述之中。[14]而共时法学，则一般表现在诸如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等具有某种阶梯表象的分门别类的或者诸如现存法律现象个案研究的学科言述之中。当然，历时与共时，是就学科研究的时空及对象的学术模式而言的。在实际存在的法律史、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法律现象个案研究等等学术文本中，我们均可发现历时与共时这样两种模式彼此共存。[15] 下面，我先讨论历时法学中的问题。在讨论中，我在细节上先瞄向其中的研究对象问题，后转向其中的研究主体本身局限的问题（当然，应该说，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在历时法学中，首先，人们时常会发现一个带有根本性争议的困难问题：何种被称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