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模式中合作社的文化动员——J市与G县调查.doc

　　法治模式中“合作社”的文化动员——J市与G县调查 　　一、引言：“迈向实践”的思考 　　本文是笔者于J省J市和A省G县进行的初步实证调查的成果。笔者的分析和研究是以Ｊ市与G县调查为主要内容，展开对于合作社[1]的实质分析，体现为对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2]的合作生存方式的法社会学和法哲学思考。在调查和思考的过程中笔者深刻体会到：在缺乏有效的言论自由和言论表达机制的情况下，所谓的实证调查研究很可能会遇到体制和现实上的障碍和困难；应当强调一种“迈向实践”的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基于现实表层的现象作理论上的判断，以克服学究化的、概念式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笔者的思考是基于以下一系列问题而展开的：其一、当今发展的合作社与历史上的“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运动”有什么不同，这种区别是否构成了今天发展合作社的历史背景，并决定了今后中国社会的变革方向；其二、在实际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民合作起来的组织没有农民的自觉参与，而大多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那么这种合作社能否成为实质意义之上的“合作社”，抑或只是一种控制农民活动的一种手段；其三、合作社中组织者滥用其职权的活动如何有效控制，合作社发展的资金如何筹措，合作社中的农民如何通过组织的途径实现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其四、历史上的合作社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功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今的合作社被赋予了过多的“经济功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应对世界全球化，因而实践中如何定位合作社的性质与功能成为一个难题，近现代历史已经表明无法实现赋予合作社的“政治功能”，同时笔者的调查中也发现实现合作社的“经济目标”也是一个悖论，农民在现代化背景中处于边缘化的进程之中，农民的生活被认为是“可耻的”，农民无法利用“合作社”实现被赋予的“经济目标”。 　　下面笔者运用实证调查、个案访谈等手段，以法律社会学的视角对合作社的发生的文化动员理论进行深入地阐释，强调法治模式下农民的组织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的基本思路就在于，在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类哲学”理论的基础上，以合作社理论来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以此来提升农民应对市场经营风险和政府权力侵蚀的能力，而农民组织起来的自觉和法律的制度性保障是其中的关键。所谓的“类哲学”就是指人类的发展须依次经历“人的依赖性”形态和“物的依赖性”形态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人的生成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类的本质的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存在形态以群体为本位、到以个体为本位、在向以自觉的类人为本位的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实现过程[3]. 　　二、合作社的历史嬗变：合作何以可能？ 　　中国最早的合作社可以归结到1918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复旦大学薛先舟先生1919年10月创办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但这种“合作”并不是自有之物，而是整体性的西方经验。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也有相当充分的关于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德国农民问题》中，形成了通过合作社改造小私有者农民的思想，从而系统地、具体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社理论。列宁的《论合作制》更是把合作社推向了社会主义的高度，“合作制政策施行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农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农经济易于在相当长时间内，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4]. 　　新中国成立后，以典型的政治动员为特点的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走了许多弯路。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0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1.2亿户，占全国农户的99%以上[5].人民公社化的提出与公社在全国普遍而迅速地建立，既是大跃进的需要，也是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质，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作为一种超越阶段的空想，它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6].合作社作为一种主体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之下绝对地异化了，带有十分浓郁的政治色彩，异化为一种集体化、政治运动的工具，从而失去了主体地位，特别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林毅夫著名的“退出权假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主体性灭失的部分原因[7].当然，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解释，认为“人民公社不仅解决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问题，而且为最终解决农业问题，提供了根本的基础”，“解决了困扰中国农业发展几千年的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的问题”[8]. 　　以小岗村“大包干”为典型代表的家庭个体经营方式，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重新回到了以小农经济为典型特征的生产方式之中，而现实中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二元对立城乡割据的体制，并没有形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