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docVIP

　　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分层；城市住房；人口普查 　　*本文曾在“中国2000年人口与住房普查国际会议”（北京，2004年4月）、“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北京，2004年7月）上宣读。国家统计局张为民、徐钢、崔红艳、贾毓惠和香港科技大学马忠东、王建平在资料处理和统计分析上提供了大力协助。原文为英文，李煜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无论市场体制还是再分配体制，住房都是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指标。但是，两种社会体制下住房分配的内在逻辑是不同的。市场体制下，住房是商品，住房分配本质上是一个阶层分化现象：收入、职业和其他一些阶层变量决定着人们的住房产权、面积大小和居住质量（Logan Moloch ，1987）。与之相反，再分配体制下，住房则主要被视为一项福利。而住房不平等，仅存在于占人口大部分的一般群众和少数的“再分配精英”之间（Szelényi ，1978，1983）：分配给前者的住房面积相当小，仅能满足必要的生活需要；而后者在住房面积和质量上享有特权。这一概括对改革前的中国也是适用的（Hop;Parish ，1984；Logan Bian ，1993）。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自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城市住房的分配逻辑是否发生了改变？ 　　我们试图依据2000年全国人口和住房普查（五普）的数据来回答上述问题。五普的“长表”包括了10%城乡居民户的住房资料，我们借以分析其中的城市居民家庭。虽然该数据没有包括居民的收入，但其庞大的数据库提供了住户成员职业的详细分类，有助于构建一套体现阶层差异的精细指标。关于中国阶层差异的研究，迄今集中在收入不平等的分析上，所以我们以这方面的文献回顾为导引，进而论述人们的职业阶层地位如何影响他们的住房情况。 　　一、从收入到住房：理论观点与研究假设 　　改革以来，中国从一个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成全球第七大经济体（atthep;Kostello，1996；Nee Cao ，1999；Bian ，2002；边燕杰等，2002）。各方观点都力求从各自的理论立场把握经济体制变迁的本质和特点。市场转型理论认为，改革就是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从原来的国家再分配体制改为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从而，“再分配者”（redistributors）的利益受损，“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s） 　　的利益得到较多的满足。换句话说，行政权力的效用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对人力资本和企业家能力的回报增加（Nee ，1989，1996；Cao Nee，2000）。与之相左的“权力维续论”认为，渐进的中国市场改革，导致再分配和市场两种机制并存，以及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双重变迁。所以，在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回报上升的同时，权力的作用仍然维持和继续着（Bian Logan ，1996；Parish Michelson ，1996；Gerber Hout，1998；Zhou，2000；Bian Zhang，2002）。大量的研究显示，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对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收入回报是上升的（相关综述见Nee Cao ，1999；Cao Nee，2000），尽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一回报仍然相对较少（Parish Michelson ，1996）。周雪光（Zhou，2000）则指出：市场体制和科层体制都回报人力资本。的确，中国政府在改革期间也致力于以行政手段提高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收入。那么，我们所观察到的人力资本回报上升，就不可以简单地归因于市场化。 　　对权力回报的变化趋势，经验研究的结论不一（Cao Nee，2000）。 　　受到研究设计和样本量的限制，研究者不能将权力有效地操作成职业类别，而这恰恰是检验“再分配者”与“直接生产者”在市场改革过程中谁更得益的关键指标。总体而言，城乡干部的相对收入在改革初期是下降的（Nee ，1989；ichelson，1996；Xie Hannum，1996；Tang Parish ，2000；Hauser Xie，2001；Bian Zhang，2002）。 　　尽管城市居民的住房差异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阶层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Szelényi ，1983；Lee ，1988），但对改革进程中城市住房的研究仍显薄弱。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居民以享有低租金住房为特征（租金约占家庭收入的1%到2%）。住房主要是通过工作单位进行分配的（ulti2level analysis）可以同时分析宏观和微观的效用及其交互作用，但是我们的兴趣在于职业类别对住房的影响作用。 　　故而，我们仍然使用一般回归模型，通过“城市人口密度”、“人均GDP ” 　　和“外商直接投资比例”3个宏观变量来控制城际差异。虽然这些宏观数据从权威的统计年鉴获得，但这些指标的效度和信度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