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异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位移——关于中心-边缘论的辨证省思.docVIP

　　趋异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位移——关于“中心/边缘”论的辨证省思 【关键词】 趋异时代；报告文学；文体位移；中心；边缘 当我国的改革开放步入纵深并逐渐与全球化轨道接口后，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利益分配的多极性、文化观念的多元性、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和媒体运作的网络性。这正是肇始于新时期的趋异时代的显著特征。趋异时代的“多动症”，不仅导致生活主体社会身份的变化，而且造成文学格局的新变，促成报告文学的文体位移。此所谓时过境迁，文以代变。 关于报告文学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的论争，本是一个无法操纵只可裁判的话题，其学理意义也许并没有我们所期许的那样强烈。但是，就在报告文学这种特殊的边缘性文体位移的背后，却蕴涵着社会与文学变迁演进的某些 规律 性启示。这正是报告文学文体位移成为学术问题的前提条件，也是本文写作的基本出发点。 其实，主流与非主流的身份变化或中心与边缘的文体位移，在趋异时代都只能是相对的勘认，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衡量尺度。从原点意义上看，任何一种方位上的界定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因而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局限性。如主体中心主义或客体中心主义、中心主义或读者中心主义、写作中心主义或消费中心主义、个体中心主义或公共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或成本中心主义等等。正因为如此，没有中心的边缘或超越了边缘的中心似乎更为适合趋异时代的本性。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尝试从相对认识论角度，简要探讨报告文学文体在趋异时代非中非边、亦中亦边的辩证流向。 中心抑或边缘：位移的三个层面 报告文学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家中心”和90年代的“读者崇拜”以后，现已进入新世纪“多主题变奏”或“众声喧哗”的时代。就两大主体和一大本体来看，现时代的报告文学在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有着多向度的复杂表现，而不像持“中心论”或“边缘论”者所认定的那样被单向度地中心化或边缘化了。准确些说，中心与边缘之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描述主体的切入视角——过去的、未来的，现实的、理想的，精英的、民间的，个人的、时代的，东方的、西方的，局部的、整体的，线性的、立体的，封闭的、开放的。而且，从文体 哲学 高度观察，中心可以移向边缘，边缘也可以向中心移动，在某种特定视角下，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还可以互相转换。 一、报告主体由“幕后”移至“前台” 众所周知，如果说文学创作主体在“文革”那样的特异年代曾经被严重边缘化的话，那么，进入改革开放的趋异时代以来，报告文学作家开始出现从边缘游向中心的迹象。当然，这种位移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 现代 意义上作家主体的积极争取。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争取行为似乎有些过激，但灵魂救赎者的地位提升对于趋异时代来说终归是极其重要的。于是就有了90年代的反思与调整。这种反思是全社会的共同意志，当时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整个作家群体的自觉表现。说到底，作家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社会位置，既不能压得太低，也不宜捧得过高，否则，既有害于作家本人的进步，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世纪大幕拉开以后，作家的社会地位明显受到四重因素的制约：一是 经济 力量的追迫，二是科技理性的挤兑，三是世俗娱乐的稀释，四是网络传媒的牵引。受此规定，作家世界的神圣性或不可或缺性遭遇挑战，为文学操心的人少了，关注经典的人群也大幅缩减，大学文学教师不时喟叹——当下学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但是，细心者不难发现，精短的散文仍有人看，长篇小说还有相当的受众，影视作品依旧引人眼球。特别是报告文学的现代复合特征，一下子就把报告文学作家由幕后拉到了前台。这从赵瑜、卢跃刚、徐刚、王宏甲、黄传会、李鸣生、何建明、杨黎光、蒋巍、梅洁等作家显著的社会声誉和强劲的创作势头可见一斑。难怪评论家何西来说，报告文学创作是发展的，在创作中集中了 中国 第一流的智慧，报告文学作家最辛苦，也是最有奉献精神的一支队伍。种种迹象表明，作家方阵中，报告文学家的社会重要性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在趋异时代被大大增强了。 二、作品本体的总趋势和“多重边缘化” 与报告文学作家由幕后走至前台相对应，在文学版图中，报告文学也有从边缘向中心位移的趋势。在两年前召开的“网络时代的报告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资深编审张劲就敏锐指出：“报告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艺术的批判性和批判的艺术性，批判的力度来自于真诚的力度，而作家的真诚来自对人的关注，来自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及鲜明的爱恨、明确的是非、不加掩饰的直率和坚韧、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尽管小说的世俗化欲望不同程度地遮蔽着读者的视线，但我坚信，在边缘化时代，报告文学仍然有能力以其平民意识、批判意识、悲悯意识和搭救意识而位居边缘的中心。”[1]这是趋异时代报告文学作品本体位移的总体趋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报告文学作品本体的“多重边缘化”。这种“多重边缘化”，既是报告文体演进过程中的异己力量，也是促进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