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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研究法 —— 一种针对个体研究对象的方法论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张 君 仁 合理的研究方法是达到正确结果的必要条件和手段，所谓“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也。在研究中，对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实际上是一个辨证、灵活的处理过程，研究对象不同，方法可能会相异；研究对象相同，方法也不一定要相同。方法的采用不仅取决于研究对象，也取决于研究者欲达到的目的。恩克蒂亚就说：“方法论要靠研究的目标和被研究的问题来决定。” 同时，对不同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也要受研究者个人特质、个人环境、个人条件的种种限制。 在人类科学中，人们普遍认为研究方法应当按照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的特性来选择和采纳，方法应为研究目的或假设所规定和限制。所以，任何采用现成的死板的方式去加以套用，而忽视适应研究范围和对象的灵活多样的作法，都是不足为取的。任何强求一律的研究方法或方式只会导致束缚研究者的手脚，损害研究成果的结局。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方法又是通过获得具有特殊程序和规律的研究目的的重要途径。 因此，本文将以研究对象的特性为出发点，探索一种专门针对音乐家个体的研究方法的可能性以及它的基本特征。笔者将这一方法名之为“传记研究法”或“传记式研究法”。 一．实验民族志方法的迁移 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文化人类学最常用的文本方式，在人类学的众多分支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 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过程，它首先要求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对象文化的日常生活。这种活动被称为“田野工作”（fieldwork），与这种活动密切相关的方法被称为“田野工作法”。 民族志作为一种结果的文本方式，要求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在传统人类学那里，民族志研究强调整体观念，企求通过研究来提出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系理论。也就是说，他们妄想通过研究来寻找人类文化的规律性根本。这种民族志研究的目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被受到了全面的质疑和反思，解释人类学就是在这种反思中应运而生。 解释人类学为了区别传统的民族志写作，将自己的民族志称为“实验民族志”。即以开放的姿态对待所有观念的、形式的或文体的文本写作，并以极其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文本的写作实验。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说： 虽然某些文本可能被判定为拙劣的、失败的、没有达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的作品，但是只要它们向其他民族志者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那么它们依然可能是有趣的和有价值的。 这种充满善意和人情味的态度，不仅给了实验者以信心，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研究者的热情和创造的冲动，对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与人类学相应，在音乐人类学中，音乐的民族志也是其重要的文本方式之一。所谓“音乐民族志”（Musical Ethnography）是指： 以民族音乐学研究为目标的，在现代民族音乐学理论和方法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对根植于某一特定文化环境中之音乐和与其相关之文化脉络的全面考察、收集、描述和系统化处理。 音乐民族志的规模和内容依据不同的对象而有所侧重，一般情况下，它是“以‘民族’为单元，但实际上却可大可小，它可以是一种‘人’（民族的支系）、一个社区、一个村落、一个家庭、一个人、一个乐种、一种乐器、一首乐曲，甚至一次特定的音乐事件或包含有音乐行为的一次丧仪、一次婚礼等等”。 它的目的在于寻找和探索如下问题的答案： 人们创造音乐时发生了什么？以什么原则组合声音？怎样在时间框架中安排声音？某人或某社会群体为何在该时、该地、该背景中表演或欣赏音乐？音乐同社会或群体中其他过程有什么关系？音乐表演对音乐家、观众和其他有关群体有什么影响？音乐创造性来自何处？个人在传统中的作用是什么？传统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又起什么作用？音乐同其他艺术有何关系？等等。 关于音乐民族志的研究课题，安东尼·西格曾指出，它应包括： （1）当某人群演奏音乐时，构成这一音乐的乐音及其在时间中分布的联合体的构成原则是什么？ （2）这些乐音与其它音乐传统相似或相异的程度如何？ （3）为什么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要按特定的声音结构模式演奏或聆听他们自己创造的乐音？ 这一研究课题所规定的内容包含了音乐“是什么”和“为什么”两种不同层次的研究目的，它不仅强调了音乐本身，也强调音乐和所拥有它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音乐人类学的目的。 从事音乐民族志式的研究，必然注重音乐作为文化过程和人类行为活动过程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即既要叙述音乐从过去到今天的历史过程，又要考察它在一个具有意义的时间横断面的具体状态。因此上，它和历史音乐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但是，音乐民族志不同于历史音乐学，民族音乐志更加注重对“小历史”甚至“微历史”的描述，注重边缘文化，甚至将边缘看作中心。 李汉杰在谈到音乐民族志与音乐史的关系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1）音乐史以研究音乐的历史为主，音乐志则重点记述社会生活中有关音乐的各个方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