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视剧三十年社会思想流变之我见.docVIP

我国电视剧三十年社会思想流变之我见我国内地的电视剧创作，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电视剧在大陆的政治地位、社会影响力及在人们心目中的文化位置，都远超其他国家和港台地区。在这里，电视剧可以作为纪念日的献礼，可以当作文化思想的接受渠道，也可以视为历史的再现，被多数人看作是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甚至是许多人唯一的艺术享受。从电视剧的播放、创作和收视率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每个时代的普遍心理和政治、社会的风向。 80年代：反思是主流，日剧受青睐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刚刚从一段痛苦的岁月中走出来，伤痛与贫困是人们对一个时代的完整记忆。此时的艺术创作，与文学一样，痛定思痛，是一种伤痕文化。在作品里，人们最感伤痛的，就是那些背叛家庭或是从海外归来的革命者——尽管怀着一腔激情，为何却始终受到革命阵营的怀疑，无不饱经磨难？即使表现1949年以前的作品，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也是：原来“左”所造成的伤害远比敌人更深；来自“自己人”的暗箭比敌方还要险恶阴毒。记得当时有几部外省话剧团来北京上演的作品，很快就在电视里播出了（当时创作的电视剧还不多，而话剧作品却经常在电视里播出，有时几乎与舞台演出同步）。其中有的描写抗战时期，有的讲述苏区斗争，当然还有关于“文革”和“文革”前的，主角不是知识分子，就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中共干部。他们开始时个个热血沸腾，结局却十分凄惨，“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为什么不爱我”，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喊。虽然剧情也有“光明的尾巴”，但对“左祸”危害的揭露都很大胆。 很快，80年代的电视剧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敌营十八年》是第一部连续剧，并且将表现对象放在了地下斗争，隐蔽战线的主人公也不像李玉和、阿庆嫂那样“根正苗红”，而是过去长期被怀疑、受压抑的一类人。“对越作战”经过文学的沉思和情感的积淀，诞生了两部由小说改编过来的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里面说的实际是那个年代的人情和社会，不像以往同类题材那样基调单一，也不显得昂扬激越，增加了许多思索的成分。可以说，战争、军队题材的电视剧，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个时期有分量——写出了人性的另一面。当时热播的《雪城》《今夜有暴风雪》《便衣警察》等电视剧中，尽管那种前30年主流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斗争之勇和英模之气还在延续，但自省、反思，面临现实困境的务实选择，人性中不那么光明的一面，更让观众难忘。“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从主题歌歌词里，我们看到与勇气并存的其实是迷惘、惆怅和感叹。《蹉跎岁月》《孽债》仅从剧名就可见带有明显的反思烙印。那时的新一代作家多来自知青，因而知青题材占有很大比重，但这个题材的表现力极其有限，也有意无意制约了文艺作品表现那个时代的深度和广度。那个时期，电视剧反映改革开放最有名的作品是《新星》和《公关小姐》。这些影视作品大多改编自畅销小说。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与后来相比，实在不算多。因为人们的注意力一是集中于反思前30年，二是思索当下如何改革开放。《夜幕下的哈尔滨》虽讲的是抗战，但主要人物之一是个日本人，还是个屡遭误解的好人。《四世同堂》也是那时较有收视率的电视剧。《四世同堂》尽管以日本占领时期为背景，描述日本人的戏却很轻，着墨较重的是中国的“汉奸”，李婉芬演的“大赤包”因此红遍了全国。事实上，凡是老舍的成功作品，涉及的都是他体味深刻的人和事。《茶馆》写了三个时代，唯独没有日本占领时期，很值得深思。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似乎是80年代的上下共识，所以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便成为当时较具代表意义的作品，深刻、沉重，耐人寻味。真正有反日情绪的电视剧倒是来自香港，《霍元甲》和《陈真》拍出了强烈的民族义愤，里面的主题歌一直到9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恶化时，还成为许多人走上舞台宣泄的首选。 那时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一方面延续了前30多年中日友好的民间传统，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又加深了政治层面的互信度；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所需的外资主要来自日本。于是，日本公司的广告举目皆是，日货无处不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日本留学生和学者，旅游团也不断涌来。鉴真和阿倍仲麻吕是文艺创作的常见形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是人人会诵的诗句。反映在电视上，就是日本电视剧一部接着一部轰动全国，人人争看。《血疑》《阿信》《姿三四郎》《聪明的一休》《排球女将》《犬笛》，加上电影《追捕》《人证》《啊，野麦岭》《砂器》《望乡》《绝唱》《远山的呼唤》《狐狸的故事》等，中国观众长时间沉浸在日本影视剧文化中，高仓健、中野良子、栗原小卷、山口百惠、三浦友和等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偶像。 90年代：心态在调节，生存最重要 曾有人发表文章回忆说，1990年的冬天，有三件大事中国大陆百姓最为关心：一是海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