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萧伯纳及罗素另一面.docVIP

牛顿、萧伯纳及罗素另一面我们可以看到，罗素和萧伯纳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两人在成名之后都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地盘”，而进入其他领域。这本来并无不可，但他们在新的领域里，虽然事实上都是门外汉，却过高估计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以为自己仍是专家权威，于是大发谬论而不自觉。而许多凡人一听到他们的大名，就以为他们见地高明而懵懵懂懂受了他们的误导。 科学本质上是批判的，它反对任何迷信，包括对科学家本人的迷信。这是因为人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不言而喻，人愈伟大，其缺点和毛病带来的后果就愈严重。 牛顿是一个专横而且报复心极强的人。任何科学家不向他屈膝求宠，他就利用他担任的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地位和名望，毫不留情地毁坏这些科学家的事业和前程。牛顿还利用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为自己服务。如果因此而取得成果，功劳全归自己，否则就怪罪他人。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英国皇家天文学家约翰随者哈雷（哈雷慧星的发现者）于是对弗兰斯蒂德大肆挞伐，牛顿和弗兰斯蒂德因此反目。1731年牛顿发表的《数学原理》中虽然用了许多弗兰斯蒂德的天文数据，但完全不提弗兰斯蒂德的名字。 城门失火还殃及了池鱼。斯蒂芬24年中，会刊仅发表过格雷的一篇文章。牛顿还下令禁止免费向格雷赠阅《哲学学报》。格雷出身贫穷家庭，无钱订阅，因此失去了他和科学界的一个重要联系，使他的事业遭受挫折。 今天学术界的人士对牛顿的为人和行为大概不会陌生。学术界（实际上其他各界也类似）出现称王称霸的学术权威、行政权威或学术兼行政权威是人性使然，社会制度使然，很难完全避免。但三百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进步：学术机构多了，人才的流动也比较自由了，受到排斥的科学家，只要有真才实学，可以到其他学术机构、其他公司或其他国家去发展。不过人文学科的学者遇到学霸的时候，恐怕还是无可奈何的居多。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20世纪的魔王，而萧伯纳不但对他们推崇备至，还不遗余力地宣传他们的“事业”。 萧伯纳在1933年把墨索里尼称为欧洲“最有责任心的政治家”。他对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表示欢迎，认为奥地利会因此得到经济上的好处。1939年他敦促英法两国和德国媾和，“承认元首（指希特勒）消除了我们在凡尔赛做的坏事（指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迟至1942年萧伯纳还说希特勒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把这种勇气提高到了令人崇敬的高度”。 萧伯纳虽然不是反犹主义者，但他支持希特勒的种族政策。他说，每个国家都有选择其公民的权利，德国无非是认为犹太人不适合在德国生活而已。 萧伯纳认为墨索里尼为了追求效率，完全有理由施行暴政、殴打反对派人士、诛杀政治对手。难怪萧伯纳非常推崇“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领袖奥斯瓦尔德“（Oswald Mosley），说他是一个“将有一番作为的英勇人物”。 一个作家对自己生长的国家及其文化可能有深刻了解，但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往往只知皮毛。这是正常的现象，即便是萧伯纳和其他不少作家，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名之后，就开始迷信自己的知识和洞察能力，忘记了自己的局限性，忘记自己因名气而肩负的社会责任。 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上个世纪初陷入危机时，萧伯纳作为一位作家，鼓吹改革，履行作家的天职，值得称道。但他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几乎没有第一手的了解，更谈不上深刻的认识，仅凭一些表面现象和假象就大发议论，向世人宣告德、意实行的独裁制度是人类前途所在，客观上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 罗素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受到了同行的批评，在1921年49岁的罗素也看到他的哲学理论站不住脚，就投身新闻事业，把他的才智转而用于解决教育、婚姻、道德等社会问题以及战争、和平、裁军等国际问题。 罗素的虚荣心极强，觉得自己无所不知，对天下的几乎一切问题都能发表意见。因为他的名气极大，他写的文章同时在世界各国的许多报纸上发表，读者数以百万计，影响不可谓不大。虽然罗素在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论点往往荒唐可笑，有时甚至十分危险。 例如，罗素在三十年代曾建议英国放弃其陆海空三军和大英帝国，那样希特勒就会失去入侵英国的理由。他还说，即使英国人被德国人统治也不要紧，因为德国人是文明人，他们不久就会放弃纳粹主义。越战期间，他曾要求前苏联领导人把前苏联空军借给越共轰炸美军。 罗素的家族里有精神病史，作者认为，罗素对精神病的极大恐惧也是使他的行为乖戾的一个原因。 罗素在成名之后，周围不乏勾引名人的“猎狮者”，所以他共有四次婚姻，而且四次都不幸福。 罗素还把孩子当试验品。罗素钟爱他的一个叫约翰的儿子，对约翰寄以厚望。但罗素当时沉迷的育儿理论认为，只要消除孩子心中的恐惧，不要让孩子以为自己太重要，就能培育出充满信心、热爱和平的新人类。 罗素为了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