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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必要性摘要：目前，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国际性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而环境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我国现行的《刑法》中还没有关于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而纵观当今国际上各国的刑事立法，将危险犯作为环境犯罪的既遂标准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 关键词：环境犯罪； 刑事立法； 危险犯 环境犯罪这个概念是对环境犯罪本质特征的认识和概括。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对“环境犯罪”的定义并不相同，目前世界各国对“环境犯罪”如何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界说。环境犯罪范围的确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刑事立法规定，因此有学者认为环境犯罪的定义有广狭义之分。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广义上的环境犯罪是指行为人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律，污染或破坏了环境，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狭义上的环境犯罪是指自然人或单位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律，污染或破坏了环境，造成了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或情节严重的行为。［1］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的飞速发展，环境侵害愈演愈烈，环境形势也越来越严峻。虽然《刑法修正案（八）》重点修改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及其他环境犯罪条文，并且对非法采矿罪的修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预示着我国环境犯罪将朝着情节犯的方向发展。但若在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中增设危险犯的规定，不仅能弥补行为犯的不足之处，而且能预防结果犯的滞后现象，对及时有效的进行环境保护有重要的意义。［2］ 1 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刑事立法现状 英美法系国家把环境犯罪危险犯界定为对环境要素本身产生的危险，此所谓“危险”是针对环境法益而不是针对个人法益而言。这样的规定是把那些对环境的法益具有严重危险的行为和行为人未尽到注意义务的行为都纳入了刑罚规制视野，实现刑罚的提前介入，强化刑罚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尤其是日本设置环境犯罪的危险犯的目的大多指在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个人性法益，这种规定对避免刑法在惩治危害环境的行为上过于高调和张扬十分有利，也能回避环境犯罪在因果关系认定上的难题。然而这种模式会导致环境刑法对环境各要素的保护有所疏漏，且“危险”在具体罪状上的确定也成问题。我国也如此，现行《刑法》第六章中的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包括行为犯和结果犯，没有危险犯的规定。 2 环境犯罪危险犯确立的必要性 2.1 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是由环境犯罪的特点和危害决定的。 2.1.1 违法性。环境犯罪的构成必须以违反了保护环境的法律为前提，具体表现为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律中的禁止性规定。如刑法分则具体罪名中的“违反国家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等等。从类罪的角度分析，环境犯罪的行为违法性应表现为：违反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这里的“法律”应做广义理解，包括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决定和命令，及我国已加入的环境保护国际公约等。环境犯罪的违法性特征决定了违反环境保护的行为未遂或既遂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破坏，严重的甚至会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因此确立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有利于实现刑事处罚的提前介入，增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效率。 2.1.2 社会危害性。环境犯罪构成于客观上须具备危害环境的行为及危害环境的后果。“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实际危害或现实威胁。”［3］侵害环境的行为由污染行为和破坏行为构成，不仅应包括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损害，还应包括对环境的严重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才是环境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而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仅是环境侵害的后果之一，且是间接后果；各种生态危害才是环境犯罪的直接后果，而且是比具体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更为严重的后果。因而，确定环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考虑构成环境整体的所有要素，尤其是环境犯罪的潜在危害性。 2.2 确立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我国刑法规制现状的发展方向。 从现行的刑事立法上看，《刑法修正案（八）》对非法采矿罪进行了修改，取消了体现刑法行政从属性的行政前置，并将该罪的既遂标准由结果犯改为情节犯，明显降低了非法采矿行为的入罪门槛。不仅表明国家更加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来规制破坏环境的行为，也预示着“人本主义”立法理念向“环境主义”立法理念的转变。将结果犯作为某些环境犯罪的既遂标准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且这种以实际损害的产生为认定犯罪的标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但是，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导致其行为的危害性和涉及面都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在我国环境犯罪既遂标准的认定上，结果犯与情节犯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情节犯是我国现行刑法的一大特色，一般而言，犯罪动机、对象、时间、地点、手段、结果、行为人主观恶性等均可纳入其中，其无疑是可以适应环境犯罪的特殊性的，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情节犯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击犯罪，但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