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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筮法》与楚地数字卦演算方法的推求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贾连翔 张政烺先生在研究数字卦的过程中就曾指出“筮法问题不容易解决”，如果单从考古材料着手研究，其中主要难点我想有三条，（1）我们目前所得到的数字卦例都是演算后得到的运算结果，其过程只能通过反推的方式求得；（2）已知的数字卦例大多是零散得到的占筮实例，不成系统；（3）占筮方法会有同时存在多种系统的可能，已知的数字卦例可能分属于不同的系统，笼统地将不同算法的结果汇集在一起，只会让我们更加束手无策。随着楚简中数字卦材料的增多，加上清华简《筮法》的发现，材料可以形成系统了，使得研究的窘境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筮法》篇是一部系统介绍占筮理论和方法的专书，形式类似一张帛书，整理者按照所载内容，以区域划分的方式，将全篇分为30节。其中前19节列举了57个数字卦作为占例，这些数字卦的结构，与天星观简、包山简、新蔡葛陵简等楚地竹简所载的25个数字卦卦例，形式相当一致。通过对《筮法》的初步研究使我们认清了，上述楚地出土的数字卦结构，并非并行的两组六画卦，而是出于“四位”中的四个三画卦。组成这些卦画的“”、“”、“”、“”、“”、“”，代表着“一”、“六”、“八”、“五”、“九”、“四”六个数字，令人遗憾的是，《筮法》没有讲述这些数字是通过什么样的演算得到的，但好在它有很强的系统性，使得我们推求其演算过程成为可能。 （一）演算方法需要满足的条件 我们解数学题常用的一个词叫“已知条件”，《筮法》中有关演算的已知条件有如下几条： （1）篇末有一段韵文，是针对通篇论及的十七种占筮命题的，说： 凡是，各当其卦，乃力（扐）占之，占之必力（扐），卦乃不（忒）。 整理者将“力”读为“扐”，通过《说文》和《周易·系辞》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这“一定是用蓍草的占法”，很可能与《系辞》所载占筮程序有关。 （2）“地支与爻”一节记有一个表格： 巳亥 辰戌 卯酉 寅申 丑未 子午 四 一 八 九 证明简文中一般用以表示阳爻的“”和阴爻“”，确是“一”、“六”两个数字，同时，五、九也表示阳爻，八、四也表示阴爻，但都是少数情况。马楠先生在整理小组集体讨论时中率先提出，“一”实际上代表的是数字“七”，这是正确的。此问题让人联想到，李学勤先生在讨论西周数字卦材料时曾提出：“淳化陶罐、扶风和沣西卜骨筮数所代表的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一，其次六、八，少见五、九，没有七，可暂称为揲蓍法乙；殷墟甲骨、陶器、岐山卜甲和西周金文筮数所代表的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六，其次七、八，少见一、五、九，可暂称为揲蓍法甲。有没有‘七’，是区别甲、乙两种揲蓍法的标志，这大约是在揲蓍法乙中‘七’极难或不能产生之故。”我们在整理商周数字卦材料时也曾发现，“一”与“七”几乎没有共存现象。是否有“七”，虽然可能是揲蓍法区别的标志，然而根据《筮法》的记载来看，也很可能是同一种揲蓍方法在一定思想观念影响下使得“七”转写成了“一”。“七”为什么会转写成“一”我们将另撰文章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只要明白，《筮法》篇所用的演算方法其得出的结果有且仅有“四”、“五”、“六”、“七”、“八”、“九”六个数字。 （3）一是阳爻，六是阴爻最为常见，同样相当阳爻的五、九，相当阴爻的四、八，则比较少见，它们在“爻象”一节中以八、五、九、四为序，李学勤先生指出这种排序方式“或许还有深意”。可以推想，八、五、九、四的顺序很可能是按照这些数字算出概率的高低进行排列的。我们对天星观简、包山简、新蔡葛陵简中的实占卦例与《筮法》中所举卦例分别进行了统计，六种筮数出现频率详见下表： 性质 来源 卦例数 四 五 六 一（七） 八 九 实占 天星观简 8 0 1 50 38 6 1 包山简 6 0 1 31 34 6 0 新蔡葛陵简 11 0 6 74 46 4 2 合计 25 0 8 155 118 16 3 举例 筮法 57 7 13 323 308 10 23 总得说来，一（七）、六的结果最多，四、五、八、九则十分少见。《筮法》简中的卦例是针对命题的典型情况举例，其中六个数出现的频率应与实际演算结果有一定差别，这是容易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三批楚地实占数字卦例，除一（七）、六外，其余四数的频率，确实符合八、五、九、四的排序。四，尚未出现，大约是因为这一结果筮得的概率很低。 （二）演算方法的推求 建立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对演算过程进行推求。在整理小组的讨论过程中，程浩先生已提出了一种演算方法，证明能同时得出4、5、6、7、8、9的结果的这样一种算法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其得出4、5、8、9的概率与已知条件（3）的推想有所抵牾，使得算法问题仍有继续探索下去的必要。 我们知道，讲占筮方法的书，在出土文献材料里有北大简《荆決》、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传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