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docVIP

论碑志文的正体变体 徐海容 （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 中国东莞523808 ）摘要 碑志文源于先秦，汉以后创作，最终呈现出正、变两种蔡邕文体品位审美要求促进了碑文创作的繁荣。 关键词 碑志文 蔡邕 正体 韩愈变体 碑志文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文体，源远流长，正如刘勰所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 徐师曾云：“碑之主于叙事者曰正体，主于议论者曰变体，叙事而参之以议论者曰变而不失其正，至于托物寓意之文，则又以别体列焉。” 。诚如所论，碑志文产生和碑志文体观念形成是两个不同问题，对前者的研究应聚焦文体客观存在之发生发展，对后者的研究应注重思想观念层面的追根溯源。碑志研究中涉及文体学的内容，是人们文体认知外显的一种现象，是研究文体观念发生的有力视角。故对碑志文之体，有深入钻研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对碑志文发展过程中的作探讨，求教方家。 《仪礼·公食大夫礼》云：“士举鼎，去鼎外次入，陈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庶羞陈于碑内，庭实陈于碑外。”《礼记·杂记》云：“宰夫北面于碑南，东上。” 可见先秦就有碑制。《礼记·丧大记》：“君葬用輴 ，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 “自周衰，战国秦汉皆以碑悬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圹中，不复出矣。其后稍书姓名爵里其上。至后汉，遂作文字” “碑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 伴随碑刻的进一步发展，碑志意识也趋于自觉和成熟。秦汉碑志文中，篇章已经直接出现某某碑的文体之名，部分碑刻会在碑额刻写“某某碑”的标题，如“武斑碑”，其额题“故敦煌长史武君之碑”；“鲜于璜碑”，其额题“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等。此处之碑未必即指文体，可能仅指书写载体及刻写媒介，但对后世碑志的文体认定有较大影响。“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碑刻提额愈加普遍，这就导致但凡碑志谋篇行文必有标题。从偶尔到普遍，碑志题名的出现经过了一个相当的过程，这不仅体现书写者对碑文独立性和结构完整性的认识，也反映其对碑志文内容、性质乃至文体的认定，故对碑文篇章的题名及定型，是文章学和文体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这在秦汉以来的碑志文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一时期的碑志形态及意识，亦多限于两类：（一）纯仪式性与制度性的行为；（二）诉诸特定载体的文字记录。 范文澜说：“秦始皇巡行各地，命李斯写颂文，刻石纪功，开立碑碣的风气。” 碑志形态的独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碑志文体意识，是秦汉文体学的重要基础。由于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政治、经济与文化都需要体制化和规范化，“书同文，车同轨”，这种统一与规范的风气在文体学上也有反映。秦代碑志文便显示出严谨与规范之势。秦刻石现存7篇，为李斯所作，皆有标题，内容以铭功颂德为主，如《琅琊台刻石》：“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乃抚东土，至于琅琊。” 这篇碑文在体制上已具备“序”的形式，尽管序文居铭辞之后，但对碑文形成前序后铭的体制特点，有创始意义，姚鼐曰：“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琅琊具之矣。” 可见以刻石为代表的秦代碑志文在标题制作和内容书写方面已具程式，与先秦碑志的简单刻录相比，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鲁迅云：“二十八年，始皇始东巡郡县，群臣乃相与诵其功德，刻于金石，以垂后世。其辞亦李斯所为，今尚有流传，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 刻石文不仅为碑志文体制的确立作出贡献，其“质而能壮”的风格也奠定碑文写作的文学特点，对碑志文体规范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汉代承秦而来，随着社会发展，碑志形态及文体规范有了较大进步。祝嘉《书学史》云：“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章亦隆，书家辈出，百世宗仰，摩崖碑碣几遍天下。” 汉代统治者推行孝悌治国之道，于官于民多立碑旌表。当时墓祀习俗繁盛，树碑作志、表现悲祭之礼，利于展现抒发亲孝之情。碑志文体例的独立与完备，也成于此际。这时碑文已形成一些共同的创作倾向，对于文章结构内容也有细致要求，具体表现在行文继承秦代碑文创作序铭结合、先后有致的体制特色，在序文中先介绍碑主的名讳、世系、祖业，再逐级叙写碑主的才华贡献、官阶履历、生平政绩贡献等，铭文于之总结，交代立碑表墓情况。如《卫尉卿衡方碑》《娄寿碑》已具序铭两部分内容。《河间相张平子碑》序文开头即介绍碑主张衡的名讳、门第、世系，再对其进行整体评价，就其天资才华、道德文章、术数制作、辞赋技艺等详述，最后彰明立碑表墓之因，铭词以四言韵语作总评，赞赏张衡一生。班固《封燕然山铭》也是前序后铭，在体制上进一步发展秦刻石的碑文体例，行文称功颂德遵守“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 的等级规范，叙写详尽，文辞优美。此写法建立在对碑志体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