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浙东余姚场盐之运销.docVIP

近代浙东余姚场盐之运销摘 要：近代浙东余姚场盐产为两浙盐场之翘楚，然盐自秦汉时即属官家专卖，各时盐税均为政府财政之主要来源。故近代清民两代亦不例外，本文详细论述了自秦汉来之民国以来盐引之发展演变趋势，以及国府于大陆统治时期余姚盐场盐产之运销，于浙东盐业之研究多有裨益。 关键词：盐引；引地；运销 盐场之产固盐，盐亦商品，若需交易则需 “盐引”——这一特殊凭证。盐业由于其巨大之商业利益及其关系国计民生之特殊性，自春秋起即由国家垄断经营，始自齐管仲。其中于秦与汉初之时虽有反复，但始终贯穿至清。国家严密控制盐之生产、流通、销售领域。中唐后国家将生产与销售领域均交付于民，自身仅控制流通领域。然盐商只需上缴一定款额于国家，即可获得营销权，掌握运输、销售环节，盐引制由此而来。不同时代，盐引虽不尽相同，但却集中于盐之流通、销售领域。“从宋代起，官不收盐，收购、运销，全部包给商人，由有财产抵押的商人包缴一定数额的盐课、多赚少赔的扑买制（承包制），开始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1］盐引制即食盐专卖制度，自宋代开始，经元明两代之发展演变至清时日趋完善。有法可依，不论民官商所售之盐，若盐运司准之，即为官盐，否之无论民官商，于贩盐之前必先领引，方可交易，若觉无引之盐或盐不对引，均以私盐处。且运销之地均已指定，不得另销他地，否则亦属私盐。此为盐引制。 各时各地引法均为不同，然大体一致，浙东余姚场亦不例外。即由户部于引之凭证分发各地，各地运司集商人集而来售之。运司将印信之物盖于引上，以资为证，且知会定销之地。商于运司按价买引，引金两讫，“勘合”俱全。待商人于场内支盐之时，必以“勘合”为本，较印信之物无误盐方可出场。若引信不同或无勘合则俱以贩运私盐论处。 官盐之产运销除需持引外，亦需引与销地契合。安史后唐宝应六年，刘晏改政府统包盐之产运销为政府仅控制流通，产销之权售予商户，商户可将盐销往全国之地，然此为理论，实际销地亦有限制，购盐需指定之场，运盐需指定之商，销盐亦需指定之地，是为销地。因古两浙之地隶属吴越，宋时划区运销亦以此为据，“除浙江全省外，江苏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属；安徽之徽州、广德二属；江西之广信一属，亦附会两浙，为浙盐引地。”［2］ 浙盐宋时运销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歙县等地，明时加安徽广德、江西广信之属。 清明相承，清销地亦如明时。自宋至清，浙盐销地略有增加，变化无大。余姚场之产销量约占全浙产量之半，行销范围亦覆盖甚广。 清时石堰场销盐之地共分五类，分纲、引、肩、住、厘。纲地为距离产地较远之地，如安徽之徽州、广德，江西之广信等，销盐之其地运输成本高，故无论税率或定价均为最高，具体纲地为浙江之德清、武康、桐乡、嘉兴、嘉善、临安、富阳、海盐、平湖、淳安、分水、桐庐、建德、汤溪、兰溪、金华、昌化、新登、于潜、东阳、浦江、义乌、诸暨、寿昌、遂安、龙游、衢县、江山、开化、常山等地；安徽之黟县（祁门）、休宁、歙县；江西之广信；引地为距产地最近之销地，如宁波、镇海、奉化、；江苏之溧阳、金坛、丹阳、丹徒、宜兴、无锡、江阴、武进、嘉定、宝山、太仓、南汇、川沙、上海、金山、奉贤、青浦、松江、昆山、常熟、吴江、吴县；安徽之郎溪，盐价最低。肩地亦属距盐场较近之地，且私盐易侵入，历来只准官商经销，不许与肩地设点经营，亦不许以船运销，由商贩领引挑销。如浙江之海宁、余杭、南沙、萧山、绍兴等地。住地通常于引肩二地之间，较引地为近，较肩地更远。为民食之盐，肩贩力不及此，故许设店销售，由住商经营。如新昌、嵊县、上虞、余姚四地。引地，官盐竞争较私盐为弱，政府力不能及，且稽私不易，此为引地。官督商运，按斤抽厘。有上海租界，温州下属泰顺、乐清、平阳、瑞安、永嘉、玉环等六县，丽水属景宁、宣平、云和、庆元、龙泉、遂昌、松阳、青田、丽水九县等。 民承清制，庵东盐场销地依故，分为纲、引、肩、住、厘之地。民国前期纲地如浙江之嘉兴、德清、淳安、临安等三十县余四；安徽之广德等六县；江西之玉山等。共四十余八县。引地共有二十八县，浙江之鄞县；江苏之无锡、吴县、上海等二十三县；安徽仅郎溪。肩地为浙江之绍兴、杭州等六县；住地是上虞等三县；厘地位温州所属之玉环、永嘉及临海、象山等二十六县。 抗战之时销地因受战局影响，变化甚大。盐场于浙东仅剩七处，所产之盐除供给全浙未沦陷区外，亦运往皖、赣两地销售。民国三十一年，受战局困扰，浙盐未受影响之销地为六十一县；受影响为十六县；次年，不受影响之地有五十五县，受影响之县有十八；民国三十三年计有销地六十一县，仅三十九县不受战火影响。直至民国三十四年胜利，全浙销地方皆恢复，庵东盐场除供给全浙外，依旧供给苏南五属、皖南、上海等地。此时，多年之策——专商引岸制终被取消，盐之产运销许民间自由参与，仅纳税即可。此外，政府于杭州、衢州、建德、丽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