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公务员聘任制-官员出口技术主义方案.doc

内地公务员聘任制:官员出口技术主义方案江苏、河南、湖北、辽宁等多个省市拟将在今年推行公务员聘任制试点，这恐怕是一个早已预料到的新“进展”，而非一个“新闻”。 面对越来越复杂专业的管理任务，政府既非直接扩编也非放权市场，而是选择开出第三条道路：公司化聘用公务员。 随之而来，“铁饭碗变成瓷饭碗”的新一轮热炒，究竟仅是公众期待还是政府决心，恐怕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供需差距何以拉大 想了解中国的公务员聘任制，并不容易。“实际上在中国推广公务员聘任制的城市有很多，但是各地情况不同，具体实施的弹性也非常大，感到迷惑并不奇怪。”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事实上，早在《公务员法》出台一年后的2007年，原国家人事部分别在上海浦东和广东深圳设立了聘任制公务员试点，而温州也自主设立了试点。 按照《公务员法》，公务员聘任制度是指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的批准，对专业性比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以聘任合同的方式建立与公务员的任用关系。从实际操作来看，这种合同时间一般为1～5年。 用通俗一点的方式来说，聘任制公务员一般分为两类：高层次人才，供职于专业性较强的职位，主要集中在金融、财会、法律、信息技术等方面；辅助性人才，供职于事务性较强的职位，比如书记员、资料整理、文件分发、数据录入等。 由各地的实际聘任倾向来看，“高层次人才”尤其受到青睐。上海首批聘任制公务员在竞聘时不仅需进行行政能力测试和申论的考试，还需要完成一张难度与同类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相当的考卷。对专业性的严格要求，使得上海当时发改委招聘的金融规划和金融战略研究岗位一度招不到适合人选，只得委托猎头继续招聘。当然，如此严格的要求，基于工资协议制度的灵活性，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一岗位当时被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开出年薪40万元的价码。 同年紧随其后，温州人事部门决定在“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需要通过特别设置的职位上，尝试聘任公务员”。如果不是温州紧跟深圳、上海的脚步，“自费开展”公务员聘任制试点，恐怕难以让外界大规模地体会到政府部门对专业型人才的渴求。 由于大陆行政与政治功能长期重合，从进入行政编制开始，公务员就得为仕途而费心，并因此精力四散，同时也因为从行政到政治的可能，使得可以忍受与市场薪资的落差。但由此往复运转，要么专业人才升到了管理很杂的领导岗位，要么升迁无望辞职下海，专业人才的空缺越来越大。特别在专业人才往往难以升到领导岗位的历史经验提示下，人才越来越多地驻足在政府门外，而政府又是那么地不想放弃专业管理职能。 膨胀的供需差距，使得有钱的广东、上海、浙江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英国新公共管理革命的经验：把市场机制引入政府。而今，连中部省份湖北、河南也提出推广公务员聘任制试点。 鲶鱼还是一杯水 根据相关统计，2011年初，全国有600多万公务员，但是5年来仅辞退4778名。对于公务员长期以来“有进无退”机制的失望，成就了“公务员聘任制”热炒。 公务员聘任制从一开始便被社会视为一条鲶鱼，希冀能搅活公务员管理体制。从而深圳模式被反复放大。 深圳市政府宣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深圳市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无论是通过招聘，还是军转安置、调任、市外转任等方式进入，一律实行聘任制。在这一年，深圳市大笔一挥，69%的公务员“换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随后将深圳模式总结为是一场增量改革。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让西方惊叹中国地方政府的 “政治哲学”。 到今年3月，尹蔚民开始表态，将“积极支持和鼓励深圳市进行探索，不断完善聘任制公务员的办法，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和办法，以便为将来在全国推行聘任制公务员时提供借鉴”。 事实上，深圳的聘任制公务员，其身份与待遇与过往传统的委任制公务员在都拥有行政编制，在责任权限、能力要求以及职务升降等方面也执行相同制度。不同的是，聘任制的公务员实行合同管理，实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相结合的退休保险制度。它变相实现了与企事业单位员工的养老制度并轨。 因养老不再靠财政，“铁饭碗”变成“瓷饭碗”，为公务员的退出开了一个口。纵使是这样的大手笔，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生还是直言，深圳改革，并没有触及1.1万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带“长”字长官）的利益，真正影响较大的反而是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这两大新进的公务员。事实上很多党政部门领导在任期届满之后，还可转到其他机构或部门任职，不见“出口”。 一位评论者言：“指望聘任制公务员对委任制公务员施压，终究都只能是一杯水的游戏，他们被观赏多少次，也成就不了一池水的活力。” 尹蔚民也有疑问：“深圳试点所取得的经验有没有普遍的意义，在全国能不能推行，这是深圳试点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