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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经济学:四大领域及两大论题摘要：自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宗教经济学日益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该学科至少包含着四大研究领域：一是宗教与经济的互动，二是教团经济问题，三是宗教的经济观，四是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四大领域又可归结为两大主题：一是“宗教经济互动论”，它主要来自前三大领域；二是“宗教市场论”，这是第四大领域的基本内容。从当代中国的宗教境遇和社会需要来说，宗教经济学研究既是机遇，更是责任。 关键词：宗教经济学；四大领域；两大论题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2)02-0092-05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佛教经济学研究：立足于中国的考察”（10YJA730011）；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2010Y082）。 作者简介：孙健灵（1965-），男，云南曲靖人，民族学博士，曲靖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宗教经济学、民族经济学。 “宗教经济学”是一门起步较晚的新兴学科。虽然以之为名、或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未必清晰。比如，该学科的研究包含哪些领域、哪些论题，就是一个还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宗教经济学的四大领域 “宗教经济学”（Economics of Religion），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先关注过的论题。围绕“自由放任”的理念，亚当?斯密试图阐述这样两个问题：人们参与宗教活动乃是寻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宗教供给者更希望垄断宗教市场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教会是类似于企业的宗教组织，其垄断与竞争的市场结构对整个经济运行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1］。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科里?亚齐和罗纳德?埃伦伯格（Corry Azzi and Ronald G. Ehrenberg）1975年提出的“家庭生产模型”。他们所做的关于教堂出席率和宗教奉献的这个模型表明，人们将时间和物品在宗教商品和世俗商品之间进行分配，目的在于达到现世和来世的效用最大化［2］。 宗教经济学研究虽然起步较缓，但亚当?斯密(［1776］1965)以及科里?亚齐和罗纳德?埃伦伯格（1975）的研究已被几十个经济学家、以及几个社会学家重新接续；借助于经济分析工具和大量的资料，他们就原先局限于其他社会科学的问题撰写了近200篇文章，如宗教信仰和行为的决定因素、宗教制度的本质以及宗教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等。然而，只要宗教研究还不能获得《经济文献杂志》的分类号，并且仍然保持一个隶属于其他学科的亚学科地位，它就不会成为不断扩张的经济学的一个崭新领域［3］。而根据美国《经济文献杂志》的学科分类体系，“宗教经济学”连学科名称都不存在，它仅仅是“文化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身份为“Z120 Cultural Economics: Religion”。 从名称上看，“宗教经济学”似乎只涉及宗教学与经济学，但实际上它是宗教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史学、经济史学等众多知识领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由于学科背景与理论工具的多样性、复杂性，它必然形成不同的研究理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疏理“宗教经济学”文献的学者，是经济学家劳伦斯?R?伊纳库恩。伊纳库恩（Laurence R.Iannaccone，1998）认为，宗教经济学研究可分割为“三条研究路径”（three major lines of inquiry）：其一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宗教行为；其二是研究宗教的经济后果；其三是借助于神学信条和圣典来支持或批评经济政策，可称为“宗教的经济观”（Religious Economics）。伊纳库恩的疏理侧重于“第一条路径”，即应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个人、团体和文化中的宗教行为格局；他对“第二条路径仅作浅显的评述”，对“第三条路径”则不做评述，因为后者的文献过于宽泛，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专业兴趣相去甚远［4］。其中，第三条路径即“Religious Economics”，被有的学者翻译为“经济宗教学”，但称为“宗教的经济观”可能是一个更准确的表达，它包括佛教的经济观、基督教的经济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等等。 劳伦斯?R?伊纳库恩是当代宗教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贡献不小。但是，伊纳库恩的归纳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与其说是“研究路径”，还不如说是“研究领域”更为恰当。因为“研究宗教的经济后果”与“借助于神学信条和圣典来支持或批评经济政策”，完全可以采取相同或相似的研究路径，但它们却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如果要按“研究路径”来归纳的话，也许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传统”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论题”，才是两种最基本的研究路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