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篇数和分属.ppt

通论四：《庄子》的篇数与分属;《史记》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而现存《庄子》却只有三十三篇，其字数，宋代时有学者统计，不足七万字（宋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序》称，《庄子》三十三篇，六万五千九百二十字。）司马迁认为《庄子》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是《渔父》、《盗跖》，苏轼却认为《庄子》中最可疑的就是《渔夫》、《盗跖》（《东坡文集》卷三十二《庄子祠堂记》）那么，一部《庄子》到底有多少字，多少篇，哪些真，哪些伪，原貌如何，在流传过程中有哪些版本，经过了怎样的变迁呢？ ;一、《庄子》的古本、今本;1．从古本到今本的演变;《庄子》五十二篇本在汉代可能是通行本，高诱注《吕氏春秋·必己》“庄子行于山中”说：“庄子名周，宋之蒙人，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著书五十二篇，名之曰《庄子》。”唐代陆德明说：“《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经典释文·序录》)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篇目构成，陆德明说是“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经典释文·序录》) ;从《经典释文·序录》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庄子》一书除了孟氏、司马彪注解的五十二篇本外(孟氏注已佚)，还有崔譔和向秀注解的二十七篇本以及李颐集解的三十篇本。 ;《经典释文·序录》记录：“崔譔注二十七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由其篇目的构成（内、外篇)和数目(二十七篇)的相同，可以推断崔、向所注可能是同一个本子。但其所出注的篇目可能不尽相同。由此推断，崔、向《庄子》二十七篇本，可能是五十二篇古本的重要篇目的选注本； ;魏晋时代，在玄风披靡的情况下，注解、诠释《庄子》的人恐怕是不少的，《晋书·郭象传》称“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如李颐的《集解》。他的《集解》本是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可能是和崔、向不同的另外一种在五十二篇本基础上的选注本。 ;因为这五十二篇的古本，“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经典释文·序录》)故魏晋时代，在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基础上，除了有孟氏、司马彪的全注本和崔譔、向秀、李颐的选注本外，出现了郭象的三十三篇修订本。 ;今本三十三篇《庄子》是郭象在古本《庄子》五十二篇中，删裁去十分之三而成。郭象为这三十三篇作的注（唯《说剑》篇郭象未出注），思想精深独特，为历代所推崇；郭注本，唐以后也就随之流传下来，逐渐成为定本，正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说：“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今以郭为主。”;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政(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闳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奕)》，《意循（脩）之首，《尾（危)言》，《游易(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数，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辩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意无深澳，而徒难知，以因(困)后蒙，令沈滞失乎(平)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其长，达致全乎大体者焉为三十三篇者。太史公曰：“庄子者，名周，守(宋)蒙县人也。曾为漆园史(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者也。” ;二、《庄子》内、外、杂篇之 分;今本《庄子》和古本《庄子》的司马彪注本，都有内、外、杂篇之分。章学诚说：“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文史通义·公言》)，所以这种划分肯定是后代学者编纂《庄子》时作出的。那么，这种划分是何时、何人所为?有何标准? ;1．内、外篇的划分和内篇篇名拟定之考辨 ;学者一般皆认为《庄子》内、外、杂篇之划分为郭象所为。其实，《庄子》篇目的内、外、杂之分是在郭氏之前；而且在内、外、杂篇之分以前，先有内、外篇之分。《庄子》的内、外篇之分，汉代已经存在。 ;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崔譔在注解《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一句时说：“《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见《经典释文·庄子音义》）班固是汉代《庄子》注家之一，《经典释文》中残留了他的《齐物论》三条注文，《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艺文类聚》九十七录载了他的《难庄论》残文，都是可以为证的。 ;既然至少在班固时《庄子》内、外篇之分已为学者所熟知了。那么，这种内、外篇的划分及内篇篇名之拟定又是班固之前谁人所为? ;第一个具有这种可能性的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学者门客。张恒寿对此有所论证，他所提出的论据有三点：第一，淮南王刘安对代的学者和他本人的著述《淮南子》都有区分内、外篇和另拟题目的体例；第二，内容题目的神秘色彩和刘安著书时代相合；第三，内篇题目暗示的政治目的和刘安及其门客的政治野心相符（见张恒寿《庄子新探》） ;但是，这个推断有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