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环境下社会舆论形成机制.docVIP

新媒介环境下社会舆论形成机制德国传播学者内尔·纽曼曾提出“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的观点，这个观点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多数情况下，舆论的形成和媒介的反应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媒介在促成社会舆论的产生；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又逼迫媒介作出反应。 媒体推波助澜，社会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德福勒（M.De Fleur）提出过文化行为模式，即“大众媒介通过选择性的报道及演出，强调某些主题，在受众之间建立相关印象。被强调的内容所体现的文化行为模式往往具有引导性，媒介因而就间接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①在早期，这种大众媒介主要是报纸，时至今日，媒介种类越来越丰富，电视、网络对于大众思想行为的引导性更强。 在药家鑫案件中，在事件刚刚被曝出之时，传统媒体反复强化这个随身带刀、故意杀人的被父母惯坏的大学生形象，人们对于这个因“怕农村人纠缠不清”就故意将伤者刺死的大学生义愤填膺。人们通过人人网等各种方式找到这个大学生的主页，在社会舆论明显倒向受害者一方的时候，药的师妹在人人网上声援，张妙的亲属张显通过微博曝出药家所谓的“军方”的身份，无疑是借助新媒介推波助澜。而在这个时候，有些媒体未查实消息源可信度就引用张显的结论，无疑对这一案件雪上加霜。社会舆论深刻讨伐药家鑫这个“丧心病狂”的肇事者。在这种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哪怕媒体开始关注这个老师、同学口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药家鑫，也只会加重公众的反感，无法扭转公众意见了。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这种“民愤”下，张妙的家属拒绝了药家赔偿，非要药家鑫以命相抵，顺应了社会舆论。在这个案件中，媒体在舆论监督上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无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强度。 新闻报道中，媒体的“守门人”功能显得尤为重要。真相，取决于“守门人”的职业操守和专业精神。而在自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流言未经证实就被广泛传播，它的威力丝毫不亚于传统媒体的力量。在药案中，自媒体的推波助澜无疑影响了案件的判决结果。 媒体集体噤声，社会舆论直指职能机关 舆论之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就发动围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媒欲盖弥彰，甚至集体噤声。公众有“知晓权”，这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利。而很多情况下，媒体并没有注重维护公民的这一权利，导致了舆论激化。 在围绕胡斌飙车案最初的种种猜测和质疑声中，随着案情逐步明朗，舆论风暴复归平静。事发路段标明限速50公里，胡斌车速高达84～101公里。5月8日，杭州交警召开发布会称“车速70码”，引发舆论质疑和不满，要求权威鉴定。 就事实而论，此案并没有太多所谓的内幕和背景，顶多肇事者胡斌是个富家子弟。但网民似乎并不相信这个案子就是这么简单，偏执地认为有更深的背景。对被害人的同情、对一些富人为富不仁的愤懑加上对司法不公的疑虑，让非理性的群体情绪在网上不断发酵。一方面是相关部门的处置不当，另一方面是当地媒体在事发第一时间的集体失语。这些都加重了网民的疑心和好奇心，于是，网络流言传播得飞快。舆论的乱箭飞快地射向当地政府部门，这无疑与事发之初媒体的集体噤声有关。公共事件中媒体的噤声，往往不免要激发公众的想象力，放大公众对于真相黑洞的恐惧，从而调动舆论的激情。② 公众质疑最初是善意的，但是当他们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取真相，就会在网上开始运动。虽然现已证实网民对于胡斌案执法公正性的怀疑是捕风捉影，但是他们的群体心态值得重视。信息公开十分重要，唯有如此，才能重树公众对政府、对司法的信心，有效消除他们对于司法公正的疑虑，这种时候，媒体必须敢于说话。 传统媒体由于压力失语时，自媒体的力量便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无所畏惧，带着面具在权威面前跳舞。正是它们的质疑才使得案情不断明朗化，即使质疑不一定是理性的，却使政府部门迈开了信息公开的步子。 媒体抽丝剥茧，社会舆论呼唤社会正义 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中，有以江浙媒体为主的各地都市报对事件真相的穷追不舍，也有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级媒体发出的“不该发生的事故为何发生”的犀利质问，就连央视评论员白岩松也发出了罕见的激烈言语，赢来了公众的大片欢呼、甚至传出节目被停播的谣言。③南方都市报在网议一栏刊出《他妈的“奇迹”！》几个赫然大字，这是媒体罕见地使用国骂。 7·23事故报道本就发源于一则微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几乎全国所有媒体对铁道部的一致声讨，也进一步激发了事故追责的汹涌民意。在事件之初，由于铁道部等相关部门的干涉，主流媒体存在着噤声的状况，不能深挖事故真相。有记者甚至曝出在采访录制现场，外国媒体挡住了大陆媒体的摄像机，被要求让开时，竟然报以“你们拍了也播不了”的回应，让人一阵愕然。正是在这种公众对事件不了解的情况下，微博以其传播速度之快之广，让每个人都成为独立的媒体，话语权被重新分配。这场舆论的狂欢是网民自导自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