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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文化促进上海快速发展移民传播文化最简单、最原始的形式，就是将迁出地的文化忠实地复制到迁入地。 移民文化是优胜劣汰、互相融合、兼收并蓄的结晶。 移民文化离不开移民本身，上海无法回避未来的移民问题。 移民文化 不是简单复制 在自然景观无法迁移的情况下，年龄稍长的移民往往喜欢将故乡的人文景观尽可能地移植到迁入地来，以满足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 刘邦当了皇帝后，将他的父亲接到长安当了太上皇。这位老人家虽然锦衣玉食、富贵已极，却闷闷不乐，一心想回老家丰县(今江苏丰县)。刘邦只得下令将丰县的百姓迁到长安附近的丽邑(今陕西临潼)，并仿照丰县重建丽邑。为了使太上皇能像在家乡一样，刘邦把他熟悉的商人、屠夫、卖酒的、煮饼的小贩统统迁来，连他们饲养的鸡猪犬羊也在迁移之列。由于这个被改名新丰的县城与丰县建得一模一样，据说迁来的家畜放在街上竟都能跑回自己主人家去。 这样的事只有皇帝才能办到，一般人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以前被称为“小北京”、“小扬州”或“小某某”的地方大多不过稍为相似而已；海外的唐人街建得再大再全也不能将中国文化百分之百地搬过去。 其实，新丰这样的完全复制至多只能维持一时，从汉代留下的文献记载看，太上皇死后的新丰县与周围县城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原因很简单，一种文化如果离开了产生它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延续很久的。 另一个原因是受迁入地原有文化的影响。除非是迁入新开发区或无人区，移民传带的外来文化总要面对本土文化，为了取得延续和扩大，往往必须做出调整和改变。移民在传播某种文化的同时，也使本身发生量或质的变化。即使由于移民太少，活动力有限，移民所传带的文化因影响过小而被本土文化同化，但实际上还是可能造成本土文化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如历史上随内迁的少数民族传人的文化似乎都已被汉族文化所淹没，但他们并没有烟消云散，只是因为只留下痕迹，或被披上了汉文化的外衣，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 一般说来，这类变化的过程是积极的，有利于进步，因为这不仅是优胜劣汰，也是互相融合、兼收并蓄的过程。特别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旗鼓相当：或几种外来文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经过碰撞、冲突，最终产生一种或多种新的文化，这是移民文化的升华，也是最成功的移民文化。 西汉首都长安周围的三辅地区集中了关东各地移民后裔，这些移民后代在城市及郊外已超过了本地人的数量。两汉后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移民文化的这一特点：“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是故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险阴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见班固《汉书)可见关东崇尚儒家学说与重商致富的风尚都已随移民而传入，当地的重农和节俭传统已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本地和移民迁出地都不同的新文化――真正的移民文化。 从古至今，凡“五方杂错”、移民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都存在着这样的移民文化。这种移民文化往往能兼有各地移民所带来的文化的优点。却又在互相的冲突中淘汰了各自的弱点，就像海洋一样吸纳着大小河流，又把它们汇成一个整体。但海水已不是任何一条河里的水，移民文化并不是迁出地文化的复制或转移。 上海移民文化 得天独厚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20世纪50年代前的上海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受益于移民最大，可谓得天独厚。 上海开埠前的1852年，上海县只有54万人口(以下人口数据均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城区的人口更少。但到20世纪初已突破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42年增加到近400万，1949年解放前夕的上海市达到546万。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人口净增加了490万，上海人口的增长主要靠的是外来移民，而不是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1946年和1949年上海的非本地籍人口分别占总人口79％和85％，可见有400余万人是移民或移民后裔。 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开埠时只有26人，1915年超过2万，1942年高达15万，1949年解放初还有2万8千。 国内移民来源极广，根据1950年初的统计，超过100万的有江苏、浙江，超过10万的有安徽、山东、广东，超过1万的有湖北、湖南、福建、江西、河南和华北，遍及全国各地。外国人则来自英、美、法、德、日、俄、印、葡、意、越南、朝鲜及其他欧洲国家。这两项纪录在中国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国内移民中，来自江苏、浙江两省的又占了大多数，1950年初达总人口的79％。江、浙两省移民主要又来自长江三角洲的苏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