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教师处境及出路.docVIP

高校青年教师处境及出路问：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都很大。老师的压力源，科研排第一，教学排第二。9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感觉老师都很惬意，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很多都很忙。有忙着报销的，有忙着去结项的，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老师都感到没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去做科研工作，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您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否有细分受访者的专业？不同专业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要一锅煮。比如说，有的专业期待天才少年，有的专业出大成绩必须熬白了少年头。你做数学研究，四十岁还没什么大动静，就不用再做了；而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四十岁才刚开始呢。所以，不同专业对待“少年才俊”的定义及态度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现在的学生要出头，比我当时要困难得多。我是七七级大学生，“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出来”很容易，只要有才华，肯努力，就有机会。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平台期”年轻人的出头，肯定比变革时期的年轻人要困难很多。 问：大背景是这个样子，那落到中国现在具体的状态呢？ 答：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有学术上的，有生活上的，有教学上的，更有整个社会以及周围环境的，我们必须一个个梳理。看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哪些是属于社会的问题，还有哪些是学校自己就能做主的。 我说过，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处于“分裂”状态。以前，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做人文学的，与做经济、法律的，趣味很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彼此之间很难再有真诚且深入的对话。 这是大的背景，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专业领域。比如，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而不是“出好活”。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这样的“小聪明”无法帮助真正的学术发展与创新。 目前中国大学，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都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大家疲于奔命。很快地，我们的论文多起来了，数字也上去了，大学脸上有光，但整个学界的状态并不理想。我曾经引用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说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而现在的状态，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难道北大也是这样吗？ 答：北大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直在抵抗这种数字化的考核制度。其实，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写那么多论文。我曾引用钟敬文先生晚年的话，他说他活了将近一百岁，一辈子也就三五篇好论文。如此自嘲，意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标”驱赶下拼命赶工的现代学者，悠着点，慢工方能出细活。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几篇自己满意且在学界有影响的好论文，这就很不错了。而现在，要是一年只写一两篇文章，会被领导批评乃至惩罚的。 问：那学校肯定饶不了你了。 答：现在中国学界，过分看重数字，间接鼓励粗制滥造，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既然谁都明白，为何不实事求是，给老师们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就是评估体系闹的。你当领导，就得肩起责任，努力抗拒这个潮流，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甚至被撤职，也在所不惜。 问：过去的学者没有这种压力吗？ 答：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曾经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许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要发表。有些人很努力，希望早出成果，那他会很不高兴的。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有这个权威，大家听他的。而且，这么做也有道理，逼着你认真读书，沉潜把玩。 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也认定研究生在读期间没必要发论文。他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论文的。因为念研究生这几年，允许你心无旁骛，拼命读书，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现在可好，硕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