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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明 一起向恐惧说不多谢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我早就学会如何面对，我不是社会领袖，但是公众人物，我希望为害怕的人打一支强心针。 “你好，我是黄耀明。我们社会对于不同的现象、不同身份的人，都有好多的误解；这些误解就好像洪水猛兽，慢慢就变成好多的恐惧，这些恐惧慢慢就变成歧视，……希望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向恐惧说不，多谢。” 这是5月11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美发沙龙里，一身蓝装的黄耀明先生坐在沙发上讲话，他的助手站在对面举着手机为他录音，这是为次日香港“国际不再恐同日”活动录下的粤语自白。 落地窗外，一群外国小孩脸贴在窗上打量他，他转过去打招呼，微笑。 《人物》记者坐到了他对面。两个沙发距离稍微有些远，黄耀明就自己坐着沙发往前挪，一直挪一直挪，直至与记者四目相对。记者有点感冒，声音哑，语速也快，黄耀明普通话不好，他侧耳靠近，专注地、努力地聆听。 之前他已经接受了两个采访。前一位记者开口就问黄耀明第一晚演唱会的情况。就这么轻轻一勾，黄耀明就自曝了：“其实，最大的亮点在于最后一晚，我宣布出柜了。” 从这一刻起 所有人都在等。 那是4月23日晚上近凌晨时分。达明一派25周年“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尾场刚刚落幕，差不多有小半个场子的人排成蜿蜒的队伍，向后台涌去，搬运音响器材的工人们，不得不时时拨开一簇簇合影聊天的人，才能顺利通过。被他们揭起又放下的巨大黑帘外，是明亮又空旷的红馆内场，作为散场曲的《Amen》仍在低旋，Leonard Cohen的声音听来有一种属于告别的温柔。 嘈杂而凌乱的后台有种饱满的兴奋感。在场的大多是黄耀明的家人和朋友，每个人都格外期待与他合影。毕竟，这一晚能身在现场，能见证这个特别的时刻，很值得纪念和庆幸。 就在一个多小时前，黄耀明在红馆几万观众面前宣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之前三日表演的多媒体录影中出现了黄耀明与模特扮演的“自己”缠绵的镜头，达明表演新歌《Its My Party》时，大屏幕上不断滚动着“梁振英是同志吗?黄耀明是同志吗?”等充满双关语义的问号，加上黄耀明那顶令人咋舌的阳具帽子，被挑动神经的媒体又追问起他们已经反反复复问了20多年的问题。这一晚，他干脆痛痛快快地宣布，“我是同性恋者，我是基佬”。 黄耀明选择了在演唱《禁色》和《忘记他是她》之后开口。这两首歌分别写于1987年和1989年，道出“少数派”的心声：“愿某地方不需将爱伤害”，“爱上是他是她是他给我满足快乐，是那份美丽的感觉”。当晚唱的时候黄耀明各种错拍漏词，因为他要说的话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心里还在斟字酌句。“我觉得来看达明的人，应该都是爱我们的，他们给我很安全的感觉。我听不清楚下面的观众在喊什么。但我感到现场很热烈，都是喝彩的声音。” 相信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记得那一刹那的静默，和随之而起的欢呼声浪及掌声。黄耀明并非香港第一个公开出柜的艺人，但他选择了红馆。和当年张国荣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致敬爱人不同，他说出的是一个群体的心声：“我们爱什么样的人，不需要谁的批准。” 后台等待的人群中有黄耀明的哥哥，他连连感慨：“说出来，他整个人都放松了。”四场演唱会上，他都捧着硕大的平板电脑不遗余力地拍照，虽然年过半百，却随人群舞个不停。前几天他刚刚喜获外孙女，荣升“叔公”的黄耀明也特别在舞台上加唱了《甜美生活》庆贺。走了最平凡最正常人生道路的哥哥，在很多年前曾听年少的黄耀明诉说过心里的恐惧：自己心里有一个男生。那时他只能劝一句，不要告诉爸爸妈妈。这一晚，终于可以为他松一口气。 人群中还有何式凝。她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行政学系副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同性恋课题的研究，她的启发者和第一个研究对象，正是黄耀明。他们认识了30年，曾一起为教会义工性质的电台节目“突破时刻”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何式凝目睹了黄耀明因为性取向问题与教会愈行愈远的过程。那是久远的事情了，可这一晚，前尘往事仿佛历历在目。 还有郭启华。他是演唱会主办单位之一东亚唱片公司的高层，也是黄耀明的经纪人。他笑眯眯地站在后台入口处，一边招呼记者们一边不断对保安说，“自己人，都是自己人。”他是唯一事先知道黄耀明决定的人，演出开始前几小时，黄耀明突然问他，这几天的演唱会都在谈香港的身份问题，我是不是可以——或者说应该——坦承自己呢? 郭启华通知各大媒体，“明哥有话要说”。那么多年来，黄耀明绕过了无数记者的明刀暗枪，他不想对某一家媒体阐明自己的性取向，不希望那唯一的传达会曲解他的本意。这一晚，所有人共同列席见证，光明正大，确凿无疑。 卸了妆换下演出服的黄耀明终于走了出来。他看起来有些激动，有一种刚刚顺利完成冒险动作的孩子的表情。他把朋友们一个个用力揽入怀里，彼此都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微笑。所有人都围着他要求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