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醒生 最危难时候到了.docVIP

张醒生 最危难时候到了从2000年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参与保护藏羚羊至今，穿梭地图般，张醒生行走在世界上跟环保有关的各个角落。他的上一站是云南普洱，下一站是非洲。做环保的十二年，也是他返璞归真的十二年 普洱 第五次来了，我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在这座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小市、昔日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我看到了一个把生态保护作为未来发展主要战略和考量的政府管理团队。这在中国不多，我为之着迷。 最近两次，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也跟我去了普洱。他一下就迷上了那个漂亮的地方。黄怒波带着整个中坤的管理团队，决定在普洱打造一个绿色基地，让大家可以沉下心来休闲、唱歌、远足、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充分地将自然资源和商业机会结合。我相信不出五年，普洱一定会成为中国最有品味、最绿色、最妙曼的去处。所以我极力推选普洱。因为前几年的苦守把完整的普洱保留了下来，现在正好赶上了绿色转换。从绿色旅游、绿色休假、绿色休闲、绿色食品还有生物医疗，普洱真正实现了用绿来获得发展的机遇。这种模式一定也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值得借鉴的模式。 我和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参与，就是和普洱市政府一起做整个普洱地区的生态保护规划，用我们的专业力量规划整个普洱地区，哪些地方必须要保护，哪些地方可以适度商业开发。这就是我的工作。 三年 我加入大自然保护协会三年半了。从2000年前在爱立信的时候，我就开始参与藏羚羊的保护。2001年、2002年我和很多企业家一起去了可可西里，开始用行动保护藏羚羊。2004年，我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我对环保的热情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没退减，很多公益组织我都是发起人之一，我也支持了很多公益组织。做公益和环保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几近于脱胎换骨。 我过去在商场，不知不觉就养成了商业式生活。开大车，追奢华，特别讲究品牌。进入大自然保护协会以后，更多的是回归自然。我现在已经不再买新车了，买的是自行车，生活也不再追求名牌了，买衣服全部都是纯棉，而且要染色最少。早上起来，过去我刷牙不用杯子，现在一定会杯子。家里的澡盆我都想拆掉，永远都是淋浴，并且永远是洗头和洗身子的时候把水给关掉。住宾馆我一定会写上条子，请不要换，因为没有必要，在家里也不是每天都换床单被子，一礼拜换一次足够了。这瓶水我如果开了没喝完，我也一定会带走。三年半里，我对生活的诉求完全变了，过去几乎每天都在灯红酒绿中生活，现在我更愿意自己弄个菜园种种菜，或者是到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感受自然。 我绝对不认为商业和公益可以脱节，但生活跟商业可以脱节。人的一生简短地划分一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如果用商业词汇来讲，就是年轻时奋斗，中年时成就，老年时享受。而如果用情感词汇描述，人的童年特别容易获得幸福感，得到一个好吃的，一个玩具汽车就可以满足；到了中年以达到目标为满足，商业的目标，挣钱的目标，家庭的目标，婚姻的目标，这些目标并不难达到。最难达到的是内心的幸福感。我现在是把第一种和第二种结合了起来，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既能享受又能幸福。就是这种感觉，从商业中脱身出来，进入到一个可以享受大自然，同时又能满足我内心回馈社会的幸福感。 回音 2000年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环保理念非常薄弱。爱立信作为第一家商业公司或者说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藏羚羊保护领域。看着藏羚羊从当初被杀到剩下几万头恢复到现在几十万头，我高兴了十几年。但对现在的整个生态环境，我却深感忧虑。我最大的感觉是缺乏信仰，我们必须得对某些东西有所崇拜，这一点我在藏区的感受特别深刻。 那里保留着很好的文化传统，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实。我第一次看到藏民磕长头的时候，我是怜悯，觉得他可怜，甚至想给他钱，让他坐车，别磕长头了。后来有一次，我和一个磕长头的人聊天，他从青海磕到拉萨，我觉得他的精神生活要比我丰富得多，他眼神里头的东西比我自己要丰富得多。所以圣山圣水，对于信仰的追求，我们现在社会特别缺乏，我们现在什么都不信。 洞庭湖里的江豚大面积死亡，我也很痛心疾首。我发了一个微博：如果说白鳍豚我们没有挽救，是因为全社会不知道，那是社会的一个悲哀。而今天像江豚，甚至刀鱼，香港白海豚，渤海海豹，还有熊猫或是金丝猴，这些中国特有的动物都不能被挽救，是我们知道而不能挽救，这是我们的耻辱。悲哀和耻辱不一样，悲哀是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悲哀，耻辱是我们可以为而不为，所以是耻辱。 现在在中国做环保就像去植树。二十多年前，我在国营企业，最后一次参加部委植树，一上午种了24棵树，我们集体组织，开了车去郊外，然后一个人发一根树枝，也不知道能不能活，挖个坑种上就完成任务了。我那一年把24年的任务都完成了。但那个时候我就相信它们都活不了。至今，这种情况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而且我也不认为短期内可以解决。社会总是要前进，我们就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