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科研机构设立动机、功能缺陷和发展的.docVIP

　　我国高校科研机构设立动机、功能缺陷和发展的 　一、高校科研机构概述 　　高校科研机构是指高校的各类研究机构、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高校科研机构是促进高校科研发展的重要学术平台，是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新载体，是高校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1]。从起源来看，高校科研机构伴随萌芽状态的大学的存在而存在，有时地位甚至超过教学职能。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哲学学校吕克昂，是“古代第一所具有大学性质的学校，在这个学校中建立起的教学与研究之间的联系直接证明了它的效率，很快成为其他地方此类机构的榜样。”[2]中世纪至19世纪末，“大学”原意是学者或学生们的行会，后专指12世纪末在西欧出现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18世纪在德国出现的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使得自由的科学研究受到提倡和支持。为鼓励科学研究，哥廷根大学建立了许多优良的设施，教授们大量发表研究成果。然而，整体而言，科学研究在19世纪前的德国大学仅为副业，并非对每个教授的要求，更非大学的正式职能[3]。研究和教学通常结合在一起，教学内容也是教师的研究成果，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教学。因此，这一时期，教学和研究仅为由行会组织实施的两种工作，并无具体机构设置；19世纪柏林大学的成功，开启了德国大学辉煌的世纪，提倡“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等高等教育思想的柏林大学也开始将科学研究引入高等教育领域。20世纪初至二战，高校科研迅速发展，成立了多个独立科研机构。二战结束至今，高校科研进一步得到重视，以交叉学科为背景的独立研究所或研究中心，逐渐成为高校科研机构发展的新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科研机构得到了快速发展。1991年，高校科研机构总数为1 676个，2004年高校科研机构总数已达到5 035个，其中部属高校科研机构2 085个，地方高校科研机构2 950个[4]。近10年来，高校科研机构的发展尤为迅猛。例如，截止2009年1月，仅北京大学文科科研机构数量已达238个[5]，占1991年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14.2%。高校科研机构不同于其他科研机构，首先，高校科研机构不但要进行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还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其次，高校科研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没有独立的财务。再次，高校科研机构有较强的自主性，可以相对自由地安排研究内容和计划。最后，高校科研机构的队伍并非一成不变，人员流动相对频繁，形成动态平衡[6]。高校科研机构在承担科研项目的研究及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组织内部结构以及运行在发展过程中也日益完善。但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科学研究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论从设立动机或是功能方面，传统模式的科研机构已逐步暴露出一些亟需改进的方面。 　　二、高校科研机构设立动机、功能缺陷的理论关照 　　1977年，《美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迈耶和罗恩二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礼仪的正式结构》一文，开创了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托尔伯特与朱克，迪马奇奥和鲍威尔等学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制度理论[7]。在他们看来，组织并不仅是如韦伯在理性的组织模式中提出的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建立的一个技术体系”，组织的发展演变是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组织结构因环境、技术、目标的条件不同而变化；如果环境条件变化，组织结构也相应变化[8]。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进行分析，我国高校科研机构在设立动机上具有趋同性，在功能设置上仍具有较大的缺陷。 　　（一）高校科研机构设立动机的趋同性 　　近年来，高校科研机构发展迅猛，机构设立的动机趋同现象明显，形成了高校科研机构成立在国家政策以及高校自身方面的双重动力机制。国家政策的动力机制是指对高校科研机构的设立起推动作用的外部动力因素，包括政策推动、驱动或转化为合作主体的因素；高校自身的动力机制存在于高校系统内部各主体产生的内驱力，包括自我发展需求及利益驱动等。 　　所谓“组织趋同性”，迪马奇奥和鲍威尔认为，“最恰当理解趋同化过程的概念是同形性”，即指组织的制度同形性[9]。在理论层面，新制度主义中的“合法性机制”是对于组织趋同现象的重要解释工具之一。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8]。 　　道格拉斯从“强意义”上讨论了合法性机制如何规范人们行为。在他看来，国家政策具有一定的引导性与“强制性”，使组织能够产生形成合理行为的观念力量。比如，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胡锦涛同志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增强高校的科研能力”、“用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教育部随即于2012年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四年为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