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对于古代中国并不陌生.docVIP

海洋对于古代中国并不陌生明朝人周起元曾说：中国的海疆通“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大致意思是：南方海疆贸易繁忙，生财旺盛，是皇帝的南方大仓库。 海洋对于古代中国本不是陌生之区，不应一笔把它划在“中华文明”之外。中华文明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古人怎么可能只做兴叹，而不进行政治、经济的探索呢。《汉书》中，除了有张骞通西域以外，还有汉使到达东南亚的记载。只是因为当时的东南亚没有像匈奴那样的强敌，政治上不如北边重要，朝廷不必费心，史官们的记载自然不多。我们今天如果只依古代史官们的记载来恢复历史，那么并恢复不出多少海疆上的事情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大地域国家，社会面貌必然是多元——中原常常是“逐鹿”的沙场，也是皇帝率领百官“坐北面南”的基地，这里的人们满脑子都是封侯拜相的政治，比如陈胜是个种地的，干活时还想着“苟富贵”的“鸿鹄之志”。在南方海疆生活的人们则没有多少政治野心，他们面对大海，想的做的是另一番事业，他们创造的是中国历史的另一个篇章：海洋开发。这些闯荡海洋的勇士们，“视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视异域风景如履户外”，表现出另一种气概，却只因无政治上的轰轰烈烈，不能杀敌封侯，故从不被看做历史英雄。 如果把眼光从“大一统”的朝廷政治转到丰富多样的地域开发来看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海洋的重要影响。在南方沿海，古时已出现为海洋事业服务、依赖海洋事业发展的区域。公元16世纪，从福建到广东的一些地方，“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产”，大海是这里的人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地理因素。“海上安澜，以舟为田”——贸易活动则是海洋事业的重要部分，即使在明朝海禁期间，民间仍然“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这方方面面的民间活动，虽不入史书，无关科举，却是最真实的区域性中国社会史。现代甚至有学者认为，海洋事业的发展是中国南方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又一种动力，比如在明朝以后，白银在中国社会大量出现，成为民间使用的寻常货币，而许多白银正是通过海上贸易自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的。 在以中原为本位的中国历史中，可以没有南洋，但南洋诸国的历史中却常常要有中国，早期中国移民、华人村落、近代华侨商业等，都是那些国家历史的重要部分，这是中国与海洋关系的另一面证据。在当时华人的经商日志、舟师采访以及地方邸报中，保留有不少关于东南亚国家早期历史的资料，弥足珍贵，譬如13世纪末明朝人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就是今天柬埔寨修补当年历史的重要文献。 明代中国航海技术之高超已举世公认，那些高超的航海技术不仅支撑了三宝太监郑和的七次特殊航行，也必然会支撑起中国在南洋的非官方海上势力——南洋海域华人的存在，就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特征。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时，在南洋地区也曾遭受海上中国人的抗击。但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商船几乎绝迹于马六甲海峡以西，中国商船在这里的绝迹，以及后来华人海上实力的衰微，究其原因，显然不能以“中国文化自身的封闭保守型”一言蔽之，而要考虑西方殖民者的霸海行径。据明朝张夑《东西洋考》中记载：马六甲海峡“汉时已通中国”，“后佛郎机（葡萄牙人）破满刺加，入据其国”。“佛郎机”行径恶狠，当地旁海人原先畏惧“龟龙（鳄鱼）和“黑虎”，“今合佛郎机，足称三害云”。在马六甲，“佛郎机”对中国商船常常“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致使“数年以来，波路遂绝”。 中国人在南洋的历史说明，海洋开发史的问题是一个世界历史地理问题。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在初期沿海洋进行地理扩张时，所到之处都是残酷的争夺，它借助武力推行自身的体制，排斥其他力量，从而改变了许多区域传统的社会结构、经济行为，最终也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格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