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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居民重建信心及其影响因素探究*摘要：汶川地震已2周年了。研究灾区居民的重建信心及影响因素，有利于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增强他们的重建信心，充分发挥其重建主体作用，从而为实现各项重建任务目标奠定基础，并为青海玉树的灾后重建提供经验借鉴。因此研究受灾群众的重建信心具有重要意义，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鲜见。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的有关文献，构建起评价受灾群众重建信心指标体系，通过2008年8月、2009年2月、2010年1月三个不同时点对五大极重灾县（市）近3 000个样本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受灾群众的重建信心在不同时点具有显著差异，目前重建信心有下降趋势；因灾受伤情况越严重、除房屋外因灾财产损失及地震对工作经营或生产影响越大的群体，其重建信心总体上越弱；随着时间推移，“震前经济状况”不同的受灾群众之间的重建信心差异由不显著向显著转变，而“银行住房贷款”数量不同的受灾群体之间的重建信心差异由显著向不显著转变。 关键词 灾区居民；重建信心；影响因素；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 R4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2-0112-05 目前汶川地震已2周年了，灾后重建已进入关键阶段。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是受灾居民。在漫长的重建过程中，受灾群众的重建信心是尽力克服目前困难、尽可能进行生产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重要前提。汶川特大地震后，受灾群众的重建信心怎样？各类受灾群体的重建信心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阶段各类受灾群体的重建信心是否存在变化？研究受灾群众的重建信心、影响因素及不同时期的变化，不仅有利于制订相应的政策对各类受灾群众进行有针对性地救助、扶持，而且有利于根据重建信心的变化适当调整重建政策措施，从而进一步增加受灾群众的重建信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效地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的各项工作；而且还可以为有效推进青海玉树的灾后重建提供经验借鉴。 1 相关研究进展 从“信心”的主要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可以归纳两个方面：关于“信心”的内涵和量度，关于“信心”的影响因素。 第一，关于“信心”的内涵和量度。分别从自我信心（即“自信”）、某类群体或某类行为的信心进行归纳。①关于“自我信心（self?confidence）”即“自信”。最早给自信下定义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Masfow，在其需要层次理论中，认为自信是自尊需要获得满足时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自信定义是为学者们一致认可的。自信定义的多样性，反映了其内涵的丰富性。Shrauger提出的自信个人评价问卷，该问卷从学业表现、体育运动、外表、爱情关系、社会相互作用、人际交往等6个维度设计量表［1］。车丽萍［2］提出自信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统，并编制大学生自信的测量量表，并用两个层次度量。②关于某类群体的信心的研究，如消费者信心、投资者信心。其中研究最多的是消费者信心。消费者信心用“信心指数”测量，作为衡量消费者群体对当前状态的满意程度和对未来预期的一个综合评价，消费者信心指数（ICS）在经济活动中被频繁、广泛的使用。该指标最初由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提出并编制［3-4］。该指数通过设计以下两类定性问题对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对现有经济的评价，包括当前家庭财务状况、目前所处的购买条件；对未来的预期，包括未来的一年家庭收入估计、未来一年商业经济状况、未来五年内的整体经济状况预期等。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97也开始编制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③关于某类行为的信心，如就业信心、投资信心等。莫利拉［5］、严春红［6］从外在条件、目前就业形势、未来就业态度和预期等三个方面设计相应指标构建“就业信心指数”，并进行评价。如刘德光［7］对我国中小投资者投资信心进行实证分析。 第二，关于“信心”的差异或影响因素。①性别因素。如自信的性别差异研究是多年来研究者倍加关注的一大课题: MaCcoby和Jacklin认为，在所有成就情境中女性均表现出比男性更缺乏自信。有研究者认为并非女性比男性自信低，而是她们与男性相比对环境变化更为敏感。严春红［6］认为“就业信心指数”同样存在着性别差异，即男性的就业信心比女性高。②文化因素。不少信心差异的跨文化研究都集中在对一般知识问题的研究上，这些研究发现:所有被试都是过于自信(overconfidence)的，亚洲被试比西方被试更加过于自信。③年龄因素。信心的年龄差异也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总的来说，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加，儿童自信有减少趋势。严春红［6］在三个年级高职生的就业信心指数比较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年级越高，学生的就业信心指数反而越低。④地域因素。严春红?［6］对比不同生源地高职生就业信心指数发现，本省城镇学生的就业信心指数最低，而外省城镇学生的就业信心指数相对较高。⑤经济状况及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