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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预算模式在中国价值实现探究摘要:以传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绿色GDP、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等其中一种或者几种理论为 指导的生态环境管理方法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预算模式以生态 环境资源管理为对象、以全面性与全员性为优势特征，能通过生态预算报告向生态环境管理 者、投资者与监督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突破了现行生态环境部门分割式管理“瓶颈”，是 一种值得全面推广的生态环境管理模式。 生态预算模式为建立更为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方法提供了思路，将有利于提高国家生态战略 执行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久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生态预算模式价值，文章提出以下三种路径 ：第一，为各级政府建立生态责任预算；第二，为各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生态责任预算提供生 态预算先进标准；第三，为企业建立生态责任评价机制。为保障生态预算模式有效运行，我 们应该建立独立于财政预算的中央、各级地方政府生态预算；以民间社团组织为基础确定生 态预算先进标准；以生态预算为基础建立企业生态责任评价机制。 关键词 生态预算；生态责任制；企业生态责任评价机制 中图分类号 X0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2-0087-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18 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学家Kenneth Boulding将生态学和经济学结合，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 学思想，其后产生了绿色GDP、生态承载力（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rint）等生态环境理论研究成果，为全球环境管理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是由于这些理论的不足，以其中一种或者几种理论为指导的生态环境管理方法已经不能 突破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分割“瓶颈”，不能有效解决当前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并没有对具体生态环境管理展开研究［1］， 也没有考虑认知方面因素，而在分析制度变迁时，认知因素在制度制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2］。虽然绿色GDP比传统GDP更能真实反映国民福利，但绿色GDP(RolfareLovellC. A..K，1978)核算是对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的事后记录和评价，且一般只从国家、省、市范 围核算，没有从行业、区域、生态园、企业等层次进行核算。生态承载力（Ecological Car rying Capacity）是事前预测生态系统的阀值，缺少事中控制和事后评价。生态工业园（ EIPs）是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的最好表现形式，然而生态工业园的衡量指标没有完 全表达生态工业的成熟发展程度［3］；一些生态工业园的衡量指标模糊，并且很难 用其进行评估，从而给我们在衡量资源与环境的损益时带来不便［4］。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EKC）只能作为一种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的事后检查，既不能作为支持经济无限增 长政策的理论基础，也不能代表每个国家的污染模型［5］。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是事后定量评价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压力是否超出了生态承载力的阀值［6］ ?，缺少事前预测和事中评价。与西方国家相同，我国绿色GDP、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等 理论也存在时空管理的缺陷。 这些生态环境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不足，孕育了生态预算模式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欧洲 两次可持续城市(镇)大会后，地方环境举措国际理事会(ICLEI)欧洲区理事(CEU)Konrad Otto?Zimmermann 提出了生态预算(eco?BUDGET)。生态预算吸收了政府预算和企业预算理 论研究成果，转变预算管理对象，为生态环境管理服务。预算管理可操作性强、约束强度高 的优势，正好弥补了生态经济学等理论的不足。生态预算模式创建后，欧洲三次试行示范项 目，并取得了成功，包括德国示范项目(1996-2000)、凯撒斯劳滕(Kaiserslautern)示范项 目(2001-2003)、欧洲示范项目(?2001-?2004)［7］，但该模式并没有在全球范围 内推 广。我们认为，生态预算模式是沿用与扩充政府预算理论，事前设定生态环境资源管理目标，选 定能代表当地生态环境资源的关键实物指标，把责任预算运用于生态环境资源管理，编制生 态预算报告，并且在预算年末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的一种管理模式。它综合采用弹性预 算、零基预算、滚动预算等先进的预算方法，从而形成预算循环制度，主要为考核政府生态 环境管理提供服务。徐莉萍等：生态预算模式在中国的价值实现研究 1 生态预算模式管理生态环境的优势特征 1.1 现行生态环境管理存在的问题 自从十七大提出“两型社会”后，政府运用更多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