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及儒学会通之路.docVIP

马克思主义及儒学会通之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已有巨大成功；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正在逐步深入。中华文化由诸子百家众教组成，呈多元通和生态模式，丰富多彩；而它以儒家文化为主干，以儒道互补为底色，以儒佛道三教为核心。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首先要与儒学的精华相结合。 一 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精力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中华文化的会通。 毛泽东在革命年代写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阐述共产主义道德和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同时，大量引用儒家道德修身思想。“修养”语词来源于儒家修身养性。关于修养的必要性，刘少奇引孔子“十五有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段；引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段，说明人要担当大任，必先加强锻炼和修养。讲到自我反省，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讲到互相批评，引《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到帮助同志，平等待人，引儒家“将心比心”即恕道。讲到奋斗精神，引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讲到改正错误缺点，引《论语》“日月之食”。讲到坦白无私，引《中庸》“慎独”。讲到牺牲精神，引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同时刘少奇也对儒家和传统道德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实践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革命到建设，文化理论的转轨非常艰难，甚至发生过摧残传统文化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此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逐步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路径，而对儒学精华的吸收成为中国政界学界重塑中国精神的着力点。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提出用“合二而一”（语出明代儒者方以智《东西均》）补充“一分为二”，完整地理解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虽当时遭批判，80年代以后终究被肯定，这是用中国哲学重释辩证法的可贵努力。 2002年出台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融会了儒家道德；2006年又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吸纳了儒家诚实守信等道德范畴。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建设一个安定有序，公平正义，政通人和，经济繁荣，诚信友爱，人民安居乐业、人与自然和谐的小康社会。它脱胎于《礼运》提出的次于大同的小康的社会理想。中国社会主义者用儒家话语描绘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显然，我们的小康社会目标吸收了儒家的某些要素，又加以创新了。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把儒家人本主义与贵和思想纳入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改变了建国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意识形态主脉的局面，开辟了社会管理新的路向。儒学“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得到大力阐扬，“和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对外交流，以孔子为中华文化代表者，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受到普遍欢迎，促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二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源头不同，肩负的社会目标和历史任务不同，实践的方式方法与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亦不同，因此相遇初期发生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尤其在排他性较强的文化激进主义主导社会思潮的年代，把两者对立起来、全盘否定儒学的观点颇为盛行，是无法纠正的。但是，当民族虚无主义走到极端从而暴露出它的严重弊害以后，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超越苏联模式的教条，回归理性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并努力使之走上中国化道路之后，人们逐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通互补之处，并致力于两者的融合。例如：社会理想上共产主义与儒家大同理想有近似之处，都追求人的解放和幸福；哲学上两者都是人学而非神学，都讲对立统一、变化日新；社会治理上都重视大众信任、现实民生；在群己、义利关系上，都提倡先人后己、以义导利，等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对社会主义理想的阐释和实践，可以帮助儒学实现当代社会条件下的转型；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进而指导中国现代建设与发展，也需要吸收儒家社会管理、道德教化、人格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