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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改一段《白鹿原》 孙绍振 在这几年的文学现象中再也没有比 “《白鹿原》现象”更令我困惑的了。一些朋友把 它吹上了天，说是 “史诗”之类，和他们争辩，简直是和聋子对话。他们说白嘉轩这个形象 好就好在没有自己的情感、知觉，没有自己的个性，活脱脱是一个 “仁义”的绝对精神。这 涉及到文学形象的第一大前提问题，争论起来也很费唇舌。任何学术争鸣都必须有个共同的 出发点，如果没有任何共同的出发点，就叫做没有共同语言。 说到语言，这倒是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总没有什么人否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吧？恰 恰在语言的驾驭上，《白鹿原》是很蹩脚的，或者说是拙劣的。许多朋友在鼓吹它的 “成就” 时有没有稍稍留心它的语言经常笨重到叫人喘不过气来呢？其实就是作者刻画得最好的场 面，那语言的罗嗦和拖沓也显而易见。 在我看来，在《白鹿原》中，写得最精彩的场面，要算白嘉轩因其原定接班人白孝 文与田小娥通奸而执行族规，当众对之进行鞭笞。应该说这个场面的心理网络的设计是比较 好的，不但有白嘉轩妻子仙草的忧虑，而且有政敌鹿子霖的得意，还有长工鹿三的同情和小 儿子白孝武的麻木。但是那语言中多余的成分太多了。例如：“孝武归来及时替代了不争气 的孝文的位置，也及时填充了他心中的虚空”。不但第二个 “及时”是修辞上的大忌，而且 “不争气的孝文”中的“不争气的”，完全是蛇足，因为孝文此时已经不是不争气的问题了。 其实这两句话只要并成一句 “孝武归来填充了他心中的空虚”，这就够了。其他成分读者从 上下文中一目了然。陈忠实这样浪费语言，并不完全是他对读者的理解力的不信任，而是缺 乏对语言功能的钻研。接下去，“孝武领诵完了乡约和族规的有关条款，走到父亲跟前请示 开始执行族规”，其中的“走到父亲跟前”，增加了句子的沉重，只能使读者想像空间更狭窄。 其实，后面的一句纯属多余，写完孝武诵读乡约和族规后，只要接下去写“白嘉轩从椅子上 下来，跳下台阶”，读者就会完全明白，而且因自身完成了推想更增加了对现场的关切。下 面白嘉轩执法的场面中语言的浮渣就更多了，为了节省篇幅，我将多余成分用括弧标出，请 读者明断： 白嘉轩谁也不瞅，(端直)走到槐树下，(从地上)抓起(扎捆成束的)一把酸枣(棵子)刺 刷……转过身就(把刺刷扬起来)抽过去。孝文一声惨叫(接一声惨叫)，鲜血顿时漫染了脸颊。 白嘉轩(下手特狠)比上次抽打小娥和狗蛋还要狠(过几成)。这个儿子丢了他的脸亏了他的心 (辜负了他对他的期望)。他(为他)丧气败兴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被土匪打折腰杆的劫难。他(用 刺刷)抽(击)这个孽种是泄恨(是真打)而不是在族人面前摆摆架式。白嘉轩(咬着牙再次扬起刺 刷)，忘记了每人只能打一下的戒律，他的胳膊被(人)捉住了，一看竟是鹿子霖。 这本是稍有一点文学修养的读者都不难看出的，可是却被不少精通西方文论的批评家 忽略了。这里不仅有一个艺术鉴赏的直觉问题，而且有一个理论上的跛脚问题。 在文学语言的评论中近来十分流行的是西方的话语分析。这种分析，作为一种深层 意识的洞察是很深刻的，对僵化的话语系统的颠覆也相当彻底，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但是 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析只是话语分析的一个流派，亦即爱丁堡学派和法国的福柯等等。这个学 派的长处已经众所周知，但其短处却是对艺术本身特点的某种忽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和 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是一样的。其实话语分析还有一些流派对于艺术本身并不是那么疏离的， 例如哈罗迪、郝森和迪克等等都是很强调语言的微观结构和语境的关系的，在一定的语境中 话语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发生作用，于是产生了语言的必要成分和非必要成分。像陈忠实 这样的语言，如果作话语分析则可以说是充满了非必要成分的。 这种非必要成分不仅表现在词句的浪费上，而且表现在过程和细节的罗列上。陈忠 实的问题在于把许多非必要成分当成了必要成分。他的语言之所以缺乏艺术家的灵气，就是 因为他把必要的和不必要的纠缠起来。例如白孝文经过一番沦落，后来在县里升了官，回乡 探亲完毕，“谢辞了(上至婆下至弟媳们的)真诚的挽留，白孝文和太太(于日头搭原时分)起程 回县城，他坚辞拒绝拄着拐杖的父亲送行，(白嘉轩便在门楼前的街巷里止步。白孝文依然 坚持步行)走出村庄很远了，才和(送行的)弟弟们分手上马”。括弧括出的都是语言上的非必 要成分，其实，这个场景是否必要都值得怀疑。 这种场面和过程的奢侈比比皆是。例如，写贺老大在白色恐怖中受刑，本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