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学习发达国家扁平化社会治理的体制.PDFVIP

中国应学习发达国家扁平化社会治理的体制 吴白乙 摘要：德国、北欧、日本甚至韩国的经验表明，在经济腾飞过后，社会治理中公民自治意识 空前发展，可以较快地完成从政府的垂直式管理，到政府和社会各类行为体平行参与的扁平 化社会治理构架的转变。中国当前应该学习如何快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 化。不加区别地批判和贬低外国民族有益的经验，盲目自大，是不健康甚至危险的倾向。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要学什么？这个命题很好，是一个当下意义十分重大 的问题。在现代化研究中，有关后发国家发展的分析大致追随两个理论模型，一个是比较优 势理论，另一个是权力效率（即“威权发展”）理论。中外学者在解释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 的成功时，基本上也是围绕权力效率的模式来展开的。然而，这个模式走到现在遇到一个巨 大的障碍，就是利益固化。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了，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 起来之后再搞好分配，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小康。但是，近年来各种腐败大案要案所透露出 来的核心信息是，我们的社会财富积累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个内生利益网络却已然形成， 其特征是公权和私利深度勾连，并且固化到严重阻碍生产力进一步释放和改革成果再分配的 地步。从上个世纪70 年代以后韩国、日本的经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似的轨迹，权力结 构跟利益再分配有非常大的关联，制度权力过于集中就会导致分配严重不均和不平等，最 终导致发展的内生活力损耗殆尽。 因此，从理论上这两个模式都没有办法再引导中国走下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连续 出台的几个决定性文件，集中在资源配置、解构权力固化和创新发展理念等几个关键点上， 应该说认识是到位的，目标是精准的，但是要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式创新理论体系还需 时日。有人写了一篇比较和批判拉美和东亚发展模式的论文，曾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同 时拥有机会平等和经济自由才会成功”的发展假说，特别强调只有打破权力效率理论所带来 的陷井，才能在经济腾飞之后保持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否则，我们现在所期待 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气象恐怕只能沦为一个梦想。此论甚是。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大力推进简政放权。问题是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 特别是相关决策部门对权力“集中”很习惯，对权力“下放”总是不那么坦然。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历过许多次“收权”与“放权”的反复轮回，虽然不能说没有促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能否定外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羡慕我们的“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但是这样一个高效率的决策体制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却不容忽视，由权 力而非市场承担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已经难以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怎么办？回过头来 讲，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向外部世界学习，还要学什么？我看就是学习如何快速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就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依法治国这个目标上下大 决心，结合中国国情虚心地学习和扎实地改造我们的执政理念、管理体制和机制，以及治理 现代社会的能力。其中，现代治理观念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五中全会提出的 “十三五规划纲要”建议中说，未来五年是达到小康社会目标的决胜期，进入小康之后我们 人均收入要达到 1 万美元，这不仅意味着消费结构将发生变化，恐怕更意味着人们文化和 精神需求的多样化。德国、北欧、日本甚至韩国的经验表明，在经济腾飞过后，社会治理 中公民自治意识空前发展，可以较快地完成从政府的垂直式管理到政府和社会各类行为体 平行参与的扁平化社会治理构架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 沿用某些战时的领导和组织方式是取得成功的，接下来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在加强自身建设 的基础上，能够在社会治理的新形态之下让 8 千万人规模的超大型执政党成为社会各类行 为体的引领者和核心力量。除了不断自我监督，“正本固基”之外，还要加紧解决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像毛主席当年讲的那样，要不断地“改造我们的学习”，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容 易。现在，很多党员，包括领导干部或满足于局部经验而不学习，或机械地、被动地学习， 还有片面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三个自信”，不加区别地批判和贬低外国民族有益 的经验，盲目自大，这也是不健康甚至危险的倾向。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