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docVIP

第70卷第1期2017年1月Vol．70．No．1Jan． 2017．005~010 DOI:10.14086/j.cnki.wujhs.2017.01.001 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民长期被视为狭隘保守、目光短浅、缺乏向心力和自主性的负面存在，现代化的要务之一，便是要克服农民种种与生俱来的弊端，将其改造为具备科学理性和公民意识的现代人。，个体农民和农户虽与国家、民族相隔阂，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却始终扮演着将农民与国家、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的重要角色，有了乡村精英的黏合作用，中国农民一团团的泥土而并非所说的。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一个多世纪里经历了战争与革命、分裂与统一、破坏与建设、锁国与开放的多次洗礼，乡村社会也随着时代脉动而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乡村精英。 一、从无形政府到土豪劣绅 帝制时代基本政治架构，于统治形式为君主制，于行政运作为官僚制，于权力结构则为郡县制。帝制时代王朝与乡村之关系，可从两句古话中窥见一斑。一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君主权威至高无上；一曰天高皇帝远，表明王权并非无所不能，亦无意干预乡村社会的日常运行。看来，帝制中国的政治结构由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个层次构成，从中央到县的各级政府代表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权，然而王权不下县，乡村事务主要由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威负责，国家政权很少干涉。 这种地方自治的传统，至迟在宋代已经形成，主要标志便是保甲制和乡约制的确立。在地方自治格局中，乡村精英的地位不是来自国家授权，而主要与财富（体现为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学位（即科举功名）和声望等直接相关。张仲礼传统士绅地方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包括为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筹款调解或仲裁地方纠纷组织和指挥地方团练修建公共工程兴办学校、设善堂赈等等。传统时代的乡村精英，往往集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于一身，拥有较多土地财富的地主、拥有管理村庄事务权力的宗族领袖、拥有儒家知识和科举功名的士绅常常是三位一体的，这种同构性大大增强了地方社会的实力，使之可以在涉及乡村社区利益的事务上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与之抗衡。这些人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林语堂曾形象地称之为无形之政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权力不断下移的序幕拉开，地方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日益遭到破坏。清末施行地方自治，乡绅权力在公开化、制度化的同时也更加依附于国家行政力量，虽以自治为名，渐失自治之实。1905年科举停废，读书与做官之间的制度化桥梁被切断，国家失去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精英更替和选拔机制，社会失去了一道通过流动排解民怨的安全阀。辛亥事起，帝制终结，民国肇造，却非但未能力起沉疴，反而很快陷入国家权威真空、社会持续动荡的割据混战状态。 费孝通悲观地指出，现代化的改革和国家权力的延伸并未带来预期中的社会进步，反而破坏了传统自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的职能，一方面又堵住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导致了基层行政的僵化，乡村社会被逼入了政治死角。与此同时，原有的乡村精英急剧分化、转型和流失，昔日左右逢源的士绅阶层风光不再，他们有的涌向城市寻找新的机会，有的留在乡村日渐窘迫，等而下之者则将精英身份转化为鱼肉乡里、中饱私囊的工具。到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之际，士绅的正面形象已经荡然无存，成了革命亟需打倒的土豪劣绅。 无论是传统时代备受尊敬的士绅精英，还是近代社会变迁中失去道德约束的土豪劣绅，都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赋税之征收、秩序之维持、政令之下达、信息之上传，皆离不开这些占据要津的中介者。正是在此意义上，杜赞奇将他们形象地称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经纪人（brokerage），经纪体制的存在和恶化导致了双重恶果，一方面，国家的行政机构在扩大，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和合法性却在削弱；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税收在增加，但征收赋税的效益在递减，大量赋税落入赢利性经纪手中。从而，民国历届政权皆落入了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的陷阱。 二、基层政治精英的形成与分化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革命和乡村变革，成功克服这种内卷化状态，真正实现了对乡村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控制。经过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内战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国家权力空前扩张，传统乡村精英被贴上地主、富农的标签，管理乡村社区的权力全面转移到由过去的边缘人物所组成的新型政治精英手中。 新中国政权的基本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最广泛、最重要的阶级基础。在此背景下，广大农民群众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与公共生活的政治权利，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