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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起步的是与非
二十世纪起步的是与非──以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为中心 白先勇《世纪末文化观察》: “二十世纪中国没有文化巨人”。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丧权辱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认为非打倒传统的文化不可。但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恐怕可以得出一些结论:这些路,走了一个世纪,是不是走错了?” 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甲午战败、变法夭折、八国联军肆虐之后…… 如何救亡?如何强国? 鸦片战争时,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热衷于 “坚船利炮”,“开矿办厂”,科学、技术、实业救国。 甲午战争后,开始从政体、思想、文化等角度,全方位地参照西方文明,寻求救国图强的出路。 梁启超《变法通议》: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所敢言矣! 要变,必须“破”字当头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谬误之理想,摧陷而廓清,以变其脑质,……” 他这里所说的“理想”,就是指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传统与习惯势力。 集中抨击了封建专制政体和儒学 “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为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 批判儒学之锋芒所及,诸如“仁政”、“中庸”、“礼乐”、“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克己复礼”、“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犯而不校”、“以德报怨”、“温良恭俭让”,都成了他扫荡的对象。 “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 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给康有为信) 传统:“误而当改者”与“善而可宝者” 《新民说·释新民之义》: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 “淬厉其所本有” 即是将之所以能独立于世界之林的国民的独特精神,“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濬之,厚其本源,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 “采补其本所无” 他在当时有意识地、大量地、广泛地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沙、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康德等西方的社会文化学说,鼓吹自由精神、国家思想,提倡“爱群爱国爱理”,以及宣扬公德、合群、民气、尚武、冒险、进取、自尊、权利等等,成为当时宣传西方文明的最活跃的分子。 “如果年轻的学生想了解古代与近代欧洲的情况,那么《新民丛报》就为他提供了详细的书目。”([美]勒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胡适《四十自述》:“《新民报》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 批传统、输新学,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办报章杂志 陈炽《庸言·报馆》:“国之利器”。 梁启超《致汪穰卿书》(1895.5):“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敬告我同业诸君》 :“报馆者,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也。” 新的文字需要新的形式 湖南时务学堂《堂约》(1897): 六曰学文,传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务工也。温公曰:“一自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苟学无心得,欲以文传,亦足差也。 新的时势、新的传媒,逼着中国的散文出现一种具有鲜明政治性、广泛普及性、传播及时性的崭新的文体,“变亦变,不变亦变”,乃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 二“文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文界革命”口号的提出 1899年12月29日《夏威夷游记》(又名《汗漫录》)中谈及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的著作时说: 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苏峰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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