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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霸权:应该引起警惕的影像状况 武锦华 [内容摘要]电视已然成为最有大众性参与的媒介，它以不可替代的优势影响着大众的生活、思维习惯以及对世界的认识。电视媒介天然的亲和力和其绝对的霸权地位势必导致某种“一致的声音”和大众盲然“积极的赞同”，这将会导致大众文化生活趣味的丧失从而趋向平面化、对世界认识的单向度。对电视媒介霸权的分析批判应该成为影像时代理性而严肃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媒介霸权 影像 电视 电视媒介霸权地位的事实 当电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最有渗透力的媒介之后，它以其它媒介不可替代的优势影响着大众的生活、习惯、思维、文化品位、对世界的认识，因而，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电视被看成是“第二位上帝”，已然居于霸权地位。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rzezinski）认为：“对于世界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电视是接触社会和接受教育的最重要工具。在这方面，它正迅速地替代历来由家庭、教会和起的作用”，“电视使年轻的观众对外部世界投以最初的一瞥。它最初界定了幸福生活的含义。它确定了所认为的成就、恪尽职守、趣味高尚和行为正当的标准。它激发了人们的欲望，界定了人们的抱负和期望，并划清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之间的界线。随着全世界观众越来越多地盯着电视机屏幕，不论是强迫的宗教正统观念的时代，还是在极权主义灌输教育的最高潮，都无法与电视对观众所施加的文化和哲学上的影响相提并论”。[1]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的一个片断，透露了电视媒介对人物命运重要作用。农村女孩魏敏枝，一个免为其难的临时代课教师，显然是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的一个代表，她和她的学生们所处的贫困状态虽然尽人皆知，但唯有在通过电视荧屏播出她的渴望和期盼之后，她对现实的追求才得以实现。这个改变影片中人物命运的细节，诉说着电视媒介不可替代的地位，大众可以麻木地看着生活中的魏敏枝踉跄在山间的小道上而无所触动，却不能眼睁睁地看她在电视上抹眼泪，也就是说，大众更关注视屏中的魏敏枝，更关注镜像中的人物命运，更愿意接近与大众原本有一层屏障的情感。这样的情景正是影像时代的必然。 的确，收看电视这种低参与行为，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在美国，电视已经完全普及，美国观众平均每天在电视机前消磨的时间大约是4小时[2]，在中国目前有超过3亿台的电视机，每天大约有10亿人次收看电视节目[3]。在日复一日观看电视的活动中，电视实际上控制了人们的信息来源，“媒介即信息”已不仅仅是麦克卢汉震惊视听的一个说法，而是生活的真实。人们分享着电视节目的共有文化，必定会建立起共同的社会意识框架。而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正是在这样的电视文化格局中将自己的意识、思维、文化观念“强加”到大众的脑海中，成为一种亲和力极强的“霸权”媒介，而这种“强加”，不是依靠强制性的逼迫，反而是观众自愿的赞同和认可。然而，这种赞同和认可的实质却是电视天长地久的渗透，几乎没有让观众感觉到什么不适和别扭，但唯其如此，更有必要揭示电视媒介霸权对大众的控制，从而，在大众的视听习惯中引起警觉和质疑。因之，电视即等于霸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电视媒介霸权的文化溯源及状况 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对电视霸权的分析有必要追溯到文化霸权。对文化霸权的研究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意识形态的重新认识与界定。意大利***领袖葛兰西（A?Gramsci）在其《狱中札记》中阐释了这一理论，他所谈的“文化霸权”，实质上指的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不是简单地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中寻找形成领导权的答案，而是对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进行重新界定。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主要不是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如军队、暴力等维持的，而是通过被称作’市民社会’这样的’民间的’社会组织，从文化、意识形态这些方面来完成的，它运用文化的霸权地位控制其他的社会阶级。因而，文化的霸权是当今社会最危险的霸权。而霸权也不是简单的领导权的问题，实际上还包含了一个不断协商、不断调整的互动过程。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4]。葛兰西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英国文化研究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出发认为，文化接受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优势意识形态”，而这种“优势意识形态”在通俗电视节目中不着痕迹地被复制着[5]。同时，他还对大众传媒中“普遍赞同”的“一致舆论”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一致的舆论是由媒介或部分由媒介生产出来的。 葛兰西和霍尔的文化霸权理论对媒介分析非常契合，根据他们的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电视批评研究中出现了电视意识形态霸权论（也有译成宰制论，dominant ideology thesis），其主要命题集中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