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设计教育比较和思索.doc

中外设计教育比较和思索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设计教育的整体面貌与我国的整个教育实情一致，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叫人忧心。一是教育大一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所有高校一副面孔；二是学术越来越假大虚空；三是人才近亲繁殖严重；四是所有学科一刀切，万事追求量化；五是丢失理想，拜金主义蔓延。对于以上种种，看到和认识到的人不在少数，可是十有八九无能为力。近些年来，我们常常喜欢用“泡沫”这个词来形容名不副实的现象。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有人说，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教育改革不成功，也有人认为诸多弊端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果。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纵使不好回答，但有一个最为根本的要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我们太急了。 急，既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状态。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它又常常被另一个强有力的词汇“赶超”来代替。“赶”和“超”向来是中国人的决心和特色，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中国各行各业发展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对他在中国的作为却如是评价，他说：“在中国做建筑设计就像种杂草，我一个人单手在两年之内盖出了4座摩天大楼，设计了几百万平方米的城市规划，如果在纽约的话，我一辈子也难做到这个数目。”显然，他不是在夸我们，库哈斯的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赶超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就眼前，许多南方城市早期的高速发展和建设目标的不明确正在付出的代价，我们已经看到，而各行各业，包括设计与教育如今却又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几年前笔者去英国学习，两年里的观察和体验让笔者看到了我们与别人的距离。 笔者所在的大学是一所英国的综合性公立大学，有4个学区，跟我们国内很多大学一样，是由过去的几所学校合并的。俗话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并”与“扩招”这些年来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了，欧洲、亚洲都有，我们也赶上了。但这个举措弄不好会导致两个负面的影响，一是学校特色的丧失，二是总体教育质量的下降。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海纳西对高校扩张现象就直言道：“如果斯坦福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这就是后果，在哪里都一样。曾几何时，一个在职博士生抱怨说他教书的学院的学生素质之差简直叫人汗颜，他搞不懂这些学生为何而读书。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怪的事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如今在我们的很多高校中，“读学位”一词用在大多数学生身上比“读书”似乎更为恰当。 在西方很多国家，学设计的学生的想法和初衷与我国的学生很相似，因为社会需要应用型的人才，学校自然应该努力培养和输出。据统计，在英国，从事艺术文化工作的人数是从事汽车工业的两倍，美国当今人才市场也是技术性的专业最为抢手，由美国统计局的普查显示，近些年的情况是：获得技术学位的学生的平均收入最高，其次才是博士与硕士。我国的市场需求应该也是这样，但目前学校的定位和学生的培养方向误导了学生自我价值的评判，许多都是在读研究生了，他门最大的目标却还是孜孜不倦地要求教师教手艺。笔者也有过这样的学生。手艺和技术到技校里去学就可以了，何必要花费培养研究生的钱财与精力呢？笔者认为，错不在学生个人，而在于我们整体的教育和引导发生了偏差。如此恶性循环之下，研究生的水平必定下跌，同时还造成就业层的断档和混乱。 在国外，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就是要出高质量的人才，其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是相一致的，这种人才的培养与应用型人才相比照，那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投资了。因此在西方，硕士的概念和效用与中国不同，他们的理解是：硕士是博士的预科，所以学校的门槛易进不易出，很少有废品。此外，艺术的教育比其他文科和理工的教育方式更需要强调因材施教，关于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从孔夫子开始就是这样教导弟子的，但我们现在做的却比较差。或许有人要说人太多了，招架不住，可是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培养的学生的数量也是吓人的，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拥有20万校友，一个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就培养出了那么多时尚界的顶尖人物。比如年轻一代的时装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亚历山大·麦柯奎恩、斯黛拉·麦卡特尼，其作品的品质和风格的巨大差异，不值得整个中国时装界的设计师和培养这些设计师的高校好好思考吗？ 对于人，我们提倡因材施教，因为习性相远，同样专业也是有习性的。面对学生的不同专业培养，我们在各知识结构的教育和重点对策的传授上现在看来也严重欠缺。要改善这种状况，有两点是必须要做的：一是课程安排的独特性，一是知识的可操作性。 从英国回来，笔者曾做过一次讲座，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的艺术教育。事实上，笔者做了很多比较，比较了我们和别人的做法，当时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在座的同仁和学生都哈哈大笑，因为他们也觉得我们的某些思维和行事方式的确有些小儿科。可是，听起来是小儿科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