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读经教育综述及评析.docVIP

儿童读经教育综述及评析西汉以降，诵读儒家经典的教育一直都是历代政府实施教化、培养人才的不二主题。清末之时，西学东渐，新式教育对读经传经的传统带来强劲的冲击。但至蔡元培1912年出任民国教育部长，正式取消读经科止，读经尊孔之风仍然很盛。袁世凯窃国之后，再度掀起读经思潮，1915年7月31日在《国民学校令》中，袁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读经课在国民学校中的地位。其后，“洪宪帝制”失败，教育总长范源濂于1916年10月再次发布废止读经令。自此以后，在中央官方的教育法令中，读经之风平息。民间的读经论调虽未终止，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以“必不容商榷讨论”的激烈态度否定传统，进行文化的改造或者说文化的革命，最终以绝对强势使“读经”沦为一个历史名词。 近几年来，在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ICI）的大力促进下，海内外华人中又逐渐出现了一股儿童诵读经典的热潮，影响广泛，而且成星火燎原之势。本文试图在对其现状进行表述的基础之上，究其本质，探讨形成之因，并结合国内文化的现状对读经教育作一理性评析。 一、儿童读经教育现象的缘起及发展 ］ （一）缘起 1990年2月，南怀瑾先生创办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其宗旨是：“发扬中国文化精神，吸收西方文化精神，籍各种文教活动之推广，从而改善社会风气。并通过各种途径，促进社会福利。”[1]1994年，台中师范学院教授王财贵博士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工程”，读经活动在中国台湾兴起，并得到南怀瑾先生的大力支持。 1995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启功、曹禺等几位文化界的耆宿发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倡议“建立幼年古典学校，使一部分少年在接受一般学校教育之外，重点进行经、史、子、集古典学科的专门训练”。[2] 1998年，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将“读经”引入中国大陆，同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由基金会社区和文化委员会具体负责实施与推广。并有王财贵及南怀瑾弟子频繁往来于北京、天津、武汉、深圳、上海、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开办讲座，为宣传介绍诵读古文经典不遗余力。 （二）发展 2000年，中国大陆的“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80多万名少年儿童参加”。[3]青基会与北京音乐厅还曾合作演出了30场唐宋名篇音乐会，并到上海、广州、太原等地巡回演出，引起很大社会反响。 2000年3月，“古诗文诵读――百县计划”正式启动，这标志着古诗文诵读的参与者由城市向农村乡镇辐射。 2002年，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了国学启蒙馆，召开了国学启蒙研讨会，“由于学者、教育专家的呼吁和各级政府的重视，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多个城市开展了儿童诵读工程，数百万名孩子从中收益。”[4]而按照计划，“到2010年，全国至少将有500万少年儿童直接参与，影响3000万成年人，通过宣传等能使1亿以上的中国人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5] 读经教育不仅在大陆迅速蔓延，而且在世界华人中不胫而走。“在中国台湾，读经的孩子已超过百万，在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来越多的华人孩子加入到读经行列。”[6] 二、读经教育的内涵 （一）“读经”的历史解释“经”，据《辞海》解释，本意是指“织物的纵线”，引申为“直线”，“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经典的典籍。……旧时图书目录指儒家经典部分。”[7]清代《四库全书》将“经”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8] “读经”作为专用名词出现是在清代末期，特指清末学堂的一个教学科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每年均设读经科。蒙学堂读《孝经》《四书》，小学堂读《书经》《周礼》《仪礼》《周易》。[9]可见，清末学堂读经，内容只限儒家典籍。 （二）“读经”的现代内涵 读经，在香港，有由ICI倡导的“儿童中西文化导读活动”；在台湾，有由王财贵发起的“儿童经典诵读工程”；在大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名之曰“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各地读经之风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其目的宗旨、书籍篇目、教学方法却几近一致。 王财贵撰写的《儿童读经教育手册》流传甚广，其中对读经这样阐释：“近日我们提倡的读经教育，所说的经，定义较为松动些，亦即说为最有价值的书。范围是举凡经、史、子、集皆可，而且 其价值亦可以由个人的认定去选取。只要你认为这本书值得你一读再读，即可自己选为读经之教材。”“只要你是够格，你是够高、够深、够远，你可以感动千秋万世，你就是经。”[10] 可见，这里的“经”与《辞海》中“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经典的典籍”意义更近。综合参考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将今日之读经理解为“诵读一切文化尤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