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家长教育信息获取.docVIP

农民工家长教育信息获取为什么会有农民工家长把孩子送到教育总体质量相对低下的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呢？农民工家长是否存在教育信息缺失问题？通常，他们如何获得子女的教育信息？2008年，在参与教育部―世界银行“促进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课题时，笔者发现，农民工家长的教育信息获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信息占有程度：不充分 公共信息，指由政府及学校正式向社会发布的各种信息，主要包括国家、地区有关农民随迁子女的教育政策。在 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民工家长对此类信息的占有非常不充分。 以政策信息为例，早在2001年，我国政府就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中提出流动人口子女就学“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简称“两为主”）；之后在2003年，教育部等部门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个《意见》已经成为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准则。但是调查发现，农民工家长对这些政策及其用语非常陌生。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表示自己了解《意见》和“两为主”政策的农民工家长比例相当低，分别为16.2%和13.9%。而明确表示自己没听说过《意见》和“两为主”政策的家长高达30.7%和45.7%。 农民工家长公共信息占有不充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流动性吗？我们能否乐观地认为随着农民工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延长，他们终将掌握更多的公共信息？答案是否定的。 二、信息主要来源：熟人社会 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工家长在流入地已经生活了较长的时间。本次调查涉及的北京农民工家长在京时间平均为10.18年，其中甚至有19.6%的家长在京的时间已经15年以上（含15年）。一些研究也证实，现在的农民工已经不再属于季节性的“候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报酬，而是存在着强烈的向城市移民的愿望，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潜在的定居者，而不是暂时的流动者，与其家乡仅保持着微弱的联系。正如有学者撰文所指出的，这些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中国农民工实际上已经完全构成了中国城市的新移民群体，只是制度性限制使得他们至今还没有获得城市系统的正式认可罢了。 身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一直被排斥在城市之外，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乡土社会”，“离土不离乡”。一些研究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农民工群体，认为他们能够离开土地，依靠的是自己的血缘、地缘资本，而在进入城市生活多年之后，尽管社会关系的经营从“情感型”逐渐转向“工具理性型”，但是他们还相当依赖根据血缘、地缘而结合在一起的初级群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这种与现代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网络，却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发挥着节约农村―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然而这样一种制度在保护农民工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与世隔绝”。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家庭获取学校信息最主要的渠道是熟人的介绍（家长问卷中这个比例高达61.2%），由老乡、亲戚、邻居或同事等交织而成的“熟人社会”自成一体，可以使他们在内部充分交流，但也止步于此。群体内部的高度一致性，也阻止他们收集多样化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家长信息可谓是闭塞的。 可见，“熟人社会”带来了空间上的隔离，从而造成农民工群体的封闭及信息的闭塞。应该说，在当前的信息社会里，信息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农民工家长对公共信息的态度相当微妙。在访谈中，有家长表示他们并不信任所宣传的政策。 我自己去问过某某小学，他说的那一万块钱也不是借读费，好像是叫赞助费。看你自愿出多少。那我说给多少，两千行不行，他们说不行，一万块钱是底线。一万块钱是六年的，以后就不用交了。他们说这个费不交那个费不交，那都是假的。 ――访谈摘录1 在封闭的“熟人社会”中，个体的经验会转化为整个群体的经验。对于这些农民工而言，他们在信息选择上更加信任所处的小社会而非公共机构。而且，在有限的信息空间内，对一所公立学校的认知很可能泛化为对所有公立学校的认知。可见，农民工对公共政策的信任极易受损。 问：你有没有听说过免学费的事？ 答：我看电视上这个也免那个也免，不太可能，现实生活跟电视上说的是两码事。 ――访谈摘录2 综上，笔者认为农民工家长公共信息占有上的不充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认定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家长在流入地生活时间太短或其所受教育程度不高所造成的。农民工所属群体的文化特征及其与城市及公共机构的张力都在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信息获取的主要方式：道听途说 那么在公共信息缺失的状况下，这些农民工家长如何取得自己所需的信息呢？ 在访谈过程中，为了求证农民工家长到底如何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