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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下跨组织再造模式探究内容摘要：跨组织再造是企业管理领域中新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出发，确立跨组织再造的两种基本模式：强制性再造和诱致性再造。在参与企业再造效用指引下，以及它们在再造进程中相互作用分析下，表明此两种基本再造模式的内涵及其特点，这有助于为跨组织过程再造提供一般性的指导依据，使企业能够清晰地认识跨组织过程再造进程，从而提升跨组织再造的效率。 关键词：跨组织再造 业务流程 再造模式 引言 当前，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发生着重大转变，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再只是自身的竞争，而较多地体现在所处供应链之间的竞争（Ross，1998），由此，促进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协作，再造企业之间的跨组织业务流程、使之有效地“融合”起来，从而提高整体供应链的竞争力，这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倍受学术团体和企业人士的推崇（Pamela Danese etal.，2006；Kopczak etal.，2003）。 在实践中，一些企业已通过跨组织再造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效，例如，Nokia Networks公司已经实施了一个名为BIRD的项目，其目的在于整合公司与大批量客户之间的供应链流程，经过一年半，Nokia Networks公司在库存水平上减少大约40%，并在销售上得到大幅度增长（Michael Falck etal.，2003；Heikkila etal.，2002）；Imation公司与门罗公司在后勤服务流程上紧密合作，使得Imation公司的订货准确率达99.9%，使北美地区仓储、运输和库存开支减少了7000万美元（刘慧，2002）；Pellton International是一家大型跨国化学公司，与它的两个重要的客户Basco PLC和Perdirelli公司进行了一项成功的供应链流程重组项目，使得库存水平大致降低75%、周期大约减少了70%（Michael Falck etal.，2003；Corbett etal.，1990）。 可见，跨组织再造是企业获取“协作互惠效益”的重要途径，然而，跨组织再造却不同于传统的企业内部过程再造，它要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作用会影响跨组织再造的进程和效果，由此，本文从制度变迁的全新角度，对各个参与主体相互作用下的跨组织流程再造模式进行相应研究。 跨组织再造的一般进程 跨组织再造涉及到多个参与主体的利益，各参与主体在其利益驱动下进行相应的再造行为，跨组织再造进程也就是参与主体的利益变动过程。对于某个再造方案，某个参与主体的利益（再造效用）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跨组织再造方案Ai包含若干子方案{Ai1，Ai2，…，Ait}，对于某个企业而言，随着跨组织再造子方案的进行，参与企业会获得相应的利益，即再造效用Qi1→Qi2→Qi3→…→Qit，这些再造效用并不一定是逐步上升，也有可能会发生波动，例如，从Qi1→Qi3就是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这可能是由于跨组织再造流程改造的内在逻辑所造成的，子方案Ai3的实施是以子方案Ai2完成为前提条件的。在完全信息下，这种利益的波动性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因为参与企业完全可以预测后面效用的提升，而忍受短期的利益下降。但在不完全信息下，由于跨组织再造中动态诱导机制，企业可能心存顾虑而不参与下一步的子再造方案，而使得供应链流程无法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可见，再造效用变动在跨组织再造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为此，本文从效用的变动性出发，并借鉴我国著名学者林毅夫的经济学理论，对跨组织再造模式进行研究。 林毅夫指出，制度的变迁与否是各个行为人在衡量自身的可能收益和成本后作出的最后决策，制度变迁基本上可以分为“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李娟、贺小林，2010）。这种划分主要以个体的主观利益的驱动性为依据，那么对于跨组织再造流程而言，实际上可能看作是一种“协作”规则发生变动，新的运作流程也就相当于遵循一种新的运作规则，或者说是制度，所以，本文也将跨组织再造模式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强制性再造模式和诱致性再造模式。 强制性跨组织再造 强制性再造模式是指：在跨组织再造中，大多数企业并不是受利益驱动主动积极进行再造行为，而是受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支配，被动地参与设计好的再造方案，如图2所示。 图2所示的是一个典型的强制性跨组织再造例子，企业R的再造效用会随着跨组织再造的进程而缓慢下降，最后有所提升。比较极端的例子中，一般企业则是“完全”被动地参与再造活动，如在一些供应链中，某些核心企业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如汽车供应链中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它制定具体的流程运作规则，而一些依附此制造商生存的小型零件供应商，只要不触及其利益的底线，基本上会“被动地”参与，即再造行为是“参与”和“改进”，接受制造商所制定的规则。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