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文化上帮助弱势中学生群体获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机会.docVIP

如何从文化上帮助弱势中学生群体获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机会一、高等精英型教育入学机会不均问题凸显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只是服务于社会中的极少数人。随着中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高等教育已经开始向大众化教育发展和过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性问题不存在了。当代高等教育并非匀质的系统，其中一部分高等学校办学条件优越，社会声誉卓著，毕业生更可能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入学机会平等问题凸显于这类高校。 在法国，其现代高等教育包括大众化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é）和精英型专业性大学校（Les Grandes Ecoles）两种。高中毕业生通过会考原则上都有资格上综合性大学，但要想进入专业性大学校，则需凭优异成绩挤进专门针对大学校的预科班，学习两年并通过严格竞试后才能进入大学校。如法国教育部材料所说，大学校是法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场所，法国政治、经济、文化、工商界的领军人物，无论是高级管理人才还是技术精英，大多出自这个圈子，尤其是名牌大学校。有数据显示，大学校虽然数量多达500多所，但多数在校生数都在100至500之间，其在校学生一共占法国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比例还不到30%。[1]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大众阶层子女考取大学的比率约为1%，优越阶层和教师家庭子女的考取比率高达18%。[2]显然，能够进入大学校的学生大多出身于社会优越阶层，而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子弟基本上被拒之门外。大学校日益被指责为“精英集团再生产的工具，其招生考试是精英集团保护自己的手段，蕴含了极大的不平等”。[3]大学校入学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和抨击，日益受到各方的关注。尤其是针对近年来法国社会动荡的反思中，人们都认识到“在一个阶层、群体、种族构成愈加复杂的社会，这种精英再生产的状况已不利于法国社会基础的更新，不利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多元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4]这一问题也受到了法国政府的深切关注，其高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文件指出，“尽管三十余届政府都竭尽全力,大学校存在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仍在恶化。大学校学生中工人和职员子女的比例大大低于这些阶层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今天的状况已经是这样，一个在不利郊区环境中的儿童，实际上无任何机会进入名牌大学校。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许多社会阶层将无丝毫机会在某一天进入经济和管理精英行列，对于整个民族而言这一结果是灾难性的。”[5] 二、法国大学校入学机会不公平的深层原因：文化资本的影响 尽管上述入学不公平问题由来已久，但大学校的竞考制度使得该问题较为复杂，尤富隐蔽性。因此，随着当代高等教育民主化、平等化和大众化潮流，学者们才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其中，对大学校入学平等性问题的深刻分析，最有影响的是法国著名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文化资本理论。该理论指出，日常实践乃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每个行动者所占有的资本决定了他/她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而这一位置又塑造了他/她的习性（性情系统、判断图式和感知图式）。习性来源于早年的生活经验，并得到教育系统的强化或者调节。因此，由于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趣味等内容的文化资本影响，大学校实际上是社会不平等的复制者和精英阶层再生产的工具。[6] 此后，学者进一步运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大学校的负向社会功能进行了更广泛的分析。其中，瓦里埃#8226;艾尔鲍伊（Valerie Albouy）等人对1940年到1980年间考取大学校学生的社会家庭出身的细致考察表明，“文化资本”是导致大学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的深层原因。[7]尤其是1995年，米歇尔#8226;奥里亚特（Michel Euriat）等人的研究，使得对大学校入学不平等性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当时法国社会学界和教育界的焦点问题。文化资本的有关影响主要如下。 其一，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内容之一，家庭其他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体的学业发展存在着重要影响。2002年大学校录取者中，13%的学生的父亲具有大学校学历，12%的学生的兄弟姐妹具有大学校学历，34%的学生的家庭中还有别的成员具有大学校学历。[8]法国教育部的有关调查也发现，将来是否读预科班、备考大学校，80%的学生在初中一年级就已经拿好了主意。[9]可见，家庭文化资本对于个体学业生涯的重要影响。 其二，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获取有关大学校教育信息的途径存在重要差异。2005年法国政府对预科班学生获取教育信息途径的统计表明，干部家庭子女中有45%的学生表示可以从家庭中获取教育相关信息，而工人家庭子女中只有17%表示可以从家庭获取相关信息。而对于论坛和沙龙、学业定向介绍会、亲友这三个信息渠道，两种家庭背景的学生并未表现出显著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