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视域下治史方法——论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docVIP

宏观视域下治史方法——论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摘要：和前此以往治中国史者有别的是：黄仁宇先生治史不再停留在繁琐的考证与索引之上。黄先生长期生活在异域，鉴于西方社会在西方意识形态之下的有序发展，黄先生于比较中看到了道德性政治与技术性政治的不可逾越，从而解答了中国近代衰弱的原因。也正是在此灵感的启示之下，黄先生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新考察，并进一步提出了大历史观。 关键词：黄仁宇 技术 道德 大历史观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现代知识人以中化西还是以西化中及以西代中的辨论行将结束，最后基本上实现了以西代中。躁动的思潮尽后，一种文化的反思继之而起，这种反思通常以文化的本位与根性出现。事实上当代知识人在清理现代学术之际，这些长期漂泊异乡的知识人产生了强烈的怀乡情结。无疑，蜚声海外的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其中一人而已。基于以上诉求，我认为黄仁宇先生的历史研究与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国史大纲》等近现代学人一样，都有复杂的文化怀乡之感。所不同的是，前者显得迷茫无助，后者则更理性。当然，黄先生的理性来源于当代对现代的学术反思，例如被认为海外新儒家的余英时，台湾新儒家等等。但可惜的是，新儒家对理想政治的诠释仍然离不开尊德性，认为通过文艺作品的美进入人性层面的善，进而近于仁与道的境地。这条路需要苦行僧一样的不断内化与修行，自然很艰辛。但尽管如此，这条路本身是基于东方文化本位出发，在近现代知识人的基础上肯定东方文化，为东方文化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理由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文化怀乡自然为情理之事。相比之下，黄仁宇先生没有较好的传统功底，所以选择了从大历史之路研究历史。 黄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大历史》一书序言中明言交代：“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黄先生的陈述无非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迥别于历史家以道德或文化的角度治史，二是声明从技术的角度治史，三是诠释了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不同内涵，从而决定了技术治史的必要性。几百年来，中国知识人一直以中国文化为首的东方文化为本位，强调其不可替代性，即使在西方列强入侵之际屡战屡败，大部分知识人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思路应对西方，以高度的警惕性坚守着具有较强伦理色彩的东方文化。在与西方相遇而不断战败之后，大多数知识人舍弃了东方，且认为中国应该全面西化，其文字一并丢进历史的博物馆。今天看来，近现代知识人的这些言论不是保守就是过激，即便在当时有持论中庸与倾向合理的言论，也在狂飙激进的时代淹没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黄先生选择从技术的角度治史，另辟新路，拔开云雾见青天。黄先生从技术上治中国史主要表现为：一从中国文化尊德性重伦理的文化性格入手。二从中国历史上的税收着手。中国文化的先天性格表现为重德性与尚伦理，这也决定了文化基因里缺乏功利因素，没有冒进贪功的思想，即便有科技发明，也在道德的裹足之下未能进一步发展。鉴于此，黄先生在整合大量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得出结论：即中国古代皇权社会是一个大的农村社会，这个农村社会考从上到下依凭道德与伦理支撑维持。也正因为中国社会这一特质，导致中国的税收没有统一与明确的规定，公平划一的具体政策难以实施。此外，税收的目的除了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而外，也用来扶持灾荒地区，以达到有效的平衡作用，关于这一点黄先生在研究晚明历史的时候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中国社会的尊德性与非功利因素直接导致管理水平停滞不前，进而为现代中国相遇西方的尴尬局面提出了相对合理的解释。这样看来，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的现代须得不断推迟，时间上限不应该是明代社会，现代的来临甚至晚于清代中期。 黄先生从技术的角度阐释历史，与他所谓的大历史观层层相因。试想，黄先生既然从技术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社会经济水平的长期落后的原因所在，那又何必斤斤计较于具体历史细节的繁琐考证与索引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必须要从法律从技术的角度落实管理政策与制度。否则，继续在德性与伦理的道路上行进，则对中国没有好处。德性与伦理固然重要，但是德性与伦理自有其适用范围，德性与伦理之外还得靠技术管理国家。找到了以上答案，黄先生用悲凉的语调，零度的叙述写下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黄河青山》、《十六世纪中国税收与财政》等等巨著，从技术的角度宏观的视域审视中国历史，也从技术的角度回答了中西文化论争中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正因为如此，大历史观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上，黄先生选择了综合的观念，所以动则一个世纪一个朝代，区别于他的督导老师费正清教授重分析的方法。关于为什么用大历史观来治史，黄仁宇先生先生还有一段更精彩的陈述如下：“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内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