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史研究核心议题与关键概念.docVIP

书籍史研究：核心议题与关键概念 作者：张炜《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19日 11版） 欧洲中世纪后期正在誊抄室工作的抄书人 16世纪欧洲的印刷作坊 　　【前沿动态】 　　书籍史是20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20世纪中期以前，学者们主要探讨书籍制作的演变历程，同时书籍也一直是目录学者和文献学者的耕耘园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得益于以吕西安·费弗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的倡导，研究者不仅探究某一时代已成经典的书籍作品，而且将目光转向特定时代中所有可阅读的文字材料。他们通过对原始档案材料的大规模统计，试图重建书籍的流通过程，了解不同群体对书籍的拥有情况，据此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以至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展开探讨。几年之内，书籍史便在法国学术界获得了肯定，并被认可为一门专门课程。 　　法国学界的研究热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语国家的书籍史研究。美国学术界不管所研究的出版物形态如何，都将这方面的研究统称为“书籍史研究”。近年来，英国学术界也相继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著作，在牛津大学等高等学府里，每年定期举行书籍史研讨班，而与此相关的学术会议也呈发展壮大之势。此外，学者们相继创办了新的专业杂志，如《出版史》《书目通讯》等。1998年，这一领域诞生了一本标志性刊物——《书籍史》。该杂志宣称，所有有关“书面交流的全部历史”的文章都是可被该刊采纳的论题。可以说在短短数十年里，书籍史研究已成为欧美学术界一个丰富而又多产的学科领域。用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话说：“这块领地的富饶程度已经使它不再像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而更像是枝繁叶茂的热带雨林。” 　　书籍史研究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主要在于它包含了一系列新颖的历史研究方法与视角，其中既有技术史的，也有经济、社会、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者通过开辟这些新路径，提出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诸多新阐释。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讨论的议题或显或隐地集中于书籍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信仰、制度以及与权力变迁的关系上，并最终转向基本的政治发展演进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权力支配与参与方式以及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的途径等），笔者认为这构成了新世纪以来书籍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也彰显出这项研究最富魅力的一面。 　　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者赫尔穆特·雷米兹在对中世纪早期手抄本的研究中，没有拘泥于对最终版本的文字解读，而是运用数字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将每一个版本都视为知识传输链条中的一环，通过观察公元6世纪的文本是如何被抄写、修订、删节并重新组合的，以找出不同版本中出现的省略、篡改之处，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公元6至9世纪法兰克王国政治意识形态巨变的理解。 研究英国都铎王朝书籍问题的詹姆斯·卡利在《亨利八世及其妻子们的书籍》（2004年）中通过对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王后在宗教改革时期阅读书籍的分析，重新塑造了国王与王后的思想变化情形，并据此分析了亨利发动宗教改革的真实意图。又如，英国近代早期史专家乔德·雷蒙德的著作《近代早期英国的小册子》（2003年）重点描述了由撰写小册子的“革命”而揭开的英国内战序幕、复辟时期和光荣革命期间小册子的利用情况以及随着小册子出版的衰落而兴起的报纸文化，并指出“小册子影响了公众意见，这种公众意见又极大地影响了上层政治”。 　　除了上述非常显著的有关政治与书籍关系的成果外，近年来研究者也特别属意于书籍在维持和建构阶级、族裔以及性别认同上的作用，这些成果则较为隐蔽地触及了书籍与信仰、制度，以及与权力变迁的关系。美国两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智识生活》（乔纳森·罗斯著，2001年）与《被遗忘的读者：找回非洲裔美国人识字社团丢失的历史》（伊丽莎白·麦克亨利著，2002年）分别关注了书籍在英国工人阶级以及非洲裔美国人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而英国书籍史研究新锐海伦·史密斯则探讨了近代早期英国女性作为一个独特的性别群体与书籍制作的关系（2012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周绍明对中国书籍社会史的研究（2006年），该研究精妙地诠释了在科举制度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将带有文字的载体（诸如印刷品或者毛笔书写的纸张）神圣化，从而令士人获得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的历史过程。 　　书籍史研究的奠基者、法国学者让·马丁在《书写的历史与权力》中写道：“书籍史总归是构成传播交流史的一个侧面。”他由此号召“超越严格意义的书籍史，转向对传播与社会进行更具普遍性的历史思考”。达恩顿曾提出“交流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