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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探究摘要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基于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的现实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并深入探讨了其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最后就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环节和制度创新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006-05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一个独特的而又引起广泛关注的过渡性群体。进入新世纪后，“民工潮”的势头尚未退去，“民工荒” 又接踵而至，与改革开放初期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不同并且日益成为农民工主体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出路及其市民化进程成为前沿而又现实的课题。 1 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内涵 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现象时提出的命题是“农村人口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deagriculturali-zation of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ers）”。这两个命题考察的对象虽然分别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但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里，这两个进程是基本同步进行，因而也是合二为一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导向改革放松了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城乡人口流动的规制政策，但在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出现的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彻底的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这正是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城乡“壁垒”虽然已被打破，但已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这一新兴群体仍然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越城乡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未能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因此，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乡城人口转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而不是绝大多数学者所说的“农民市民化”问题[1]。 在理论层面上，主张不要抽象地探讨“农民市民化”，而是要明确界定并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以及经典的教科书理论上的“一步转移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城乡人口转移的“中国路径”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因此，需要我们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它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前两个层面主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创新，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实践层面上，“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是基于进城农民工现实的生存状况及其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从整体上看，农民工是年轻力壮而且有一技之长或敢闯敢干的乡村“草根精英”，进入城市后因为制度、市场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绝大多数人无法“穿越”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而成为都市边缘人。这种现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过去城乡之间的空间对立“移位”和“浓缩”为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城乡对立，并成为城乡矛盾冲突的前沿高发区。与此同时，“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更是提醒整个社会和有关政府部门需要更多地从关注与保障农民工生存权和发展权视角来考虑农村人口转移问题，而不是主要站在“老市民”本位利益的立场上和城市自我发展需要导向的角度来规划所谓“城市化”的发展。 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呈现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在工作性质、居住分布、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心态、继承性以及家庭模式方面和真正的市民仍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农民工市民化也理解为是农民工不断摆脱边缘状态，逐渐走向和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过程。从这个意思上讲，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农民工边缘化的主要成因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