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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语篇组织结构之差异
英汉语篇组织结构之差异不同文化在思维模式方面存在着差异,语篇组织结构也就因文化而异。对于学习外语的人来说,如果仅仅掌握了目的语的语法规则,而缺乏对目的语的语篇组织规律的认识和敏感性,就很容易把本族语的语篇组织规则迁移到目的语中去,从而导致交际失误。
Robert Kaplan(1966)对英、汉、俄、阿拉伯等民族的英语学习者所写的英语文章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各有差异,而文章的语篇结构特征反映了各文化的思维模式特征。他指明:英语的语篇逻辑思维模式为直线式,开篇先点明主题,而后一层层地对主题展开论述;而东方语言(包括汉语和日语)为迂回式,往往不从主题直接入手展开讨论。语篇模式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呢?对实际的英语教学又有何启示呢?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做以讨论。
一、论证文语篇思维模式差异
Choi(1986)提出了论证文五种宏观交际单元,即主题(claim),证明(justification),引言(introduction),说明(elaboration)及结论(conclusion)。本文作者补充提出了另外两种宏观交际单元,即引申(induction)和补充(supplement)。以上七种宏观交际单元的交际功能分别如下:“主题”单元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证明”单元对论点进行直接的论证支持;“引言”单元包含和论点相关的背景信息,但并不包含论点本身;“说明”单元通常位于“引言”单元之后、“主题”单元之前,对相关话题做展开说明,同时为论点的提出做铺垫;“结论”单元以重述或总结的方式来回应论点;“引申”单元在陈述和证明论点之后给出一些推断性信息,通常是为所议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补充”单元提供与前一个交际单元并不直接相关的附加信息。
从语篇宏观结构的角度,每篇样文都可以被分解成一系列的宏观交际单元,譬如“主题+证明+引申+结论”,“引言+主题+证明+结论”等。
通过对美国作家所写的英语文章和中国作家所写的英语文章论证文做以比较,发现美国作家所写的论证文存在着一种典型的语篇宏观结构,即“主题+证明+结论”。不论是“证明”单元(论点的直接证据),还是“引申”单元(从论点中推断出的信息),都属于对论点的阐述和发挥。都是在起首的交际单元中提出论点,在随后的交际单元中对论点展开讨论,然后在结尾单元对论点进行回应,因而都属直接、线性结构。而中国作家所写的论证文的语篇结构的类型一般比较复杂。除了个别文章有直接、线性结构外,其余文章具有不同形式的间接、非线性结构。许多文章以“引言”单元起首,而非“主题”单元;而有的文章甚至没有“主题”单元,虽然文中包含两个次论点,但并没有直接提出总论点,读者必须自己将两个次论点结合起来才能推断出隐含的总论点。也就是说,中国作家的写作较美国作家在语篇宏观结构上具有更强的间接性。
二、语篇模式差异朔源
英汉两种语言的语篇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根源在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一个民族其思维模式的形成是在该民族长期的哲学背景、文化传统之下逐步确定的。
与此相比,西方人的传统哲学讲的是“神凡二分”、“主客二分”,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受该哲学思想的影响,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许多自然科学家主张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或过程分解成各个部分,把具体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出来,把极复杂的问题划分为比较简单的形式和部分,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去研究,从而形成了其个体或曰分析思维模式。总而言之,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具有一种重理性、重分析、重个体、重形式完备的鲜明特征。西方思维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意见的表达,倾向于用直截了当的态度待人。这种思维模式反映在语言上,其一就是组织语篇时习惯于开门见山,在开篇处直接点题,态度明确;习惯于“果”在前、“因”在后,这是一种从主到次的逆潮式话语组织模式(anti-climaxing);其二就是不论词句还是篇章,都具有形态标志,注重形式上的连接(cohesion),结构清晰、脉络分明。
与重理性的西方传统哲学不同,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三种哲学―儒家、道家及佛教都重悟性、讲含蓄。中国传统哲学一直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万物相生相克,且均有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注重从总体上、从一物与他物的联系上加以认识、予以解决。当代社会中我们所说的“从总体上看问题”、“宏观调控”、“顾全大局”等都蕴含着整体思维模式。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悟性、重含蓄、重暗示、重综合、重整体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语言上,其一就是语篇的开始往往是从相关外围问题入手,陈述观点的手法委婉曲折;习惯于绕圈子,常常先避开主题,从宽泛的时间和空间入手,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由远及近,在一定的铺垫和引言之后才引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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